對照當年的媒體報道，王秀勇向記者講述自己在東莞“繪圖掃黃”的經歷

　　王秀勇在2010年繪制的“虎穴淫窩圖”

　　東莞掃黃風暴中，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嚴小康、副局長盧偉琪先后被免職，身在山東老家的王秀勇老人得知后，喜笑顏開。

　　人稱“掃黃老人”的王秀勇在東莞生活了近20年，曾繪制掃黃地圖協助并督促警方掃黃，但他的“義舉”沒有得到相應的成效，反而在東莞因各種原因被逼得無路可走，兩度退出這座讓他寄托著感情的城市。

　　王秀勇生于“梁山好漢之鄉”的鄆城縣，而近來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英雄情結”，自省的同時也在觀照社會。在東莞度過幾乎半生，如今的王秀勇正在以局外人的眼光看著這座城市的變遷。

　　“好漢”誕生

　　“押司和強盜怎么能混到一起？”

　　在王秀勇的人生里，第一個為人所知的社會身份是藝人。但不同于鄰里鄉黨的那些唱山東快書、說民間傳奇的藝人，老王的技藝在于雙腳——他兒時就落下了雙手殘疾，一只手由于小兒麻痹未得到及時救治而落下病根；而另一只手，據說是其1961年在小山村出生時，母親在自行接生過程中拖拽致殘。

　　尋訪王秀勇，由北向南須先后經過山東省的陽谷縣（武松打虎故地）、梁山縣、鄆城縣（宋江老家），然后是晁家莊（晁蓋）、劉家寨（劉唐），最后是王家村——讓老王無比自豪的是，他從小就生在梁山聚義的英雄之鄉，據傳一百單八將中的七十二員都出自這個地區。但讓他豪氣中略有氣短的是，他所在的王家村，所居住的據傳都是“矮腳虎”王英的后人。“從小長輩們就教育我要當英雄好漢，不能偷雞摸狗。”王秀勇笑著說。

　　但無論如何，“大丈夫”的基因，從小就根植于王秀勇的體內。當看到村干部有貪腐行為時，他敢于挺身而出，將帶有標語的“大字報”貼遍全村，最終和全村人一起逼迫貪官下臺，并且隨后行使了一把自主選舉權。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大義”之舉、正義所在，像那桿“替天行道”的旗幟一樣無可撼動。

　　但漸漸地，隨著閱歷越來越豐富，對于很多原先看來無可辯駁的事，他開始有了不同的認識。2012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冒出這么一個想法：宋江當年在江湖上四處仗義疏財，惹得各路好漢見了他都“納頭便拜”，但他作為一個縣押司，哪來這么多家財？其次更重要的，好好的一個司法公職人員，為什么整日價跟強盜潑皮們廝混在一塊兒，把朝廷的運鈔車給劫了呢？“警察怎么能跟犯罪分子扯到一起呢？”

　　老王苦笑的時候，嘴里幾個被打落了牙后的黑洞赫然可見。

　　此時距離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離開東莞，被迫摘下“掃黃老人”的帽子，不過兩個月。

　　“好漢”發跡

　　“東莞人民養育了我。”

　　上世紀60年代，王秀勇生于王家村的一處破敗的土房子里，之后沒幾年就隨全家一起，趕上了山東人史上第二次“闖關東”。而當“文革”結束、土地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回到家享受“分田到戶”的王秀勇卻嘗不到任何甜頭——他的雙手殘疾，無法勞作。于是在15歲那年，他賣了一只羊，拿著20元錢去闖世界。

　　王秀勇一生都腳力驚人。當他走投無路準備從南京長江大橋上跳下去時，被人攔下，并勸告可憑一技之長賣藝求生。這之后他不僅開創出了用腳寫字、磨刀切菜、打撲克下棋這些技藝用于街頭表演，還用這雙腳踏遍了大半個中國。除西藏外，全國各省的大城市王秀勇基本都到過了。

　　80年代，這段“信馬由韁”的漂泊生涯漸入尾聲。讓王秀勇收住了心的，是南方。他到了廣東韶關、廣州，由于沒通行證，只在深圳門前晃了一晃，然后就來到了這個和他后半生牽扯在一塊兒的地方：東莞。這是1986年。

　　游歷過那么多城市，但眼前的繁榮讓王秀勇驚呆了：林立的工廠，密集的人群，此外還有來自香港的商人。雖然農田仍然占據著更大的比例，但那些工業化、城市化的景觀，都是他此前不曾見過的。在這里他見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而在這之前，“外出打工”的概念甚至都不曾聽過。此后7年間，他游走于珠三角的幾個城市，直到1993年，他選定了自己最為心儀的城市，從此開始了在東莞的生活。

　　“東莞的發展太快了。比起我1986年初來乍到時，這兒的工廠越來越多，農田一點點被開發成了廠房，有些地方都是一年一變樣。”王秀勇說。最讓這個“腳技”藝人如魚得水的，是虎門的國際服裝城。在這個人流如織的貿易中心，老王擺攤表演兩個小時掙來的錢，能抵得上平日里10天的收入。“這里不僅人多、錢多，而且‘心善’。”老王到過那么多地方，沒見過哪里的人這么有愛心的。這里的人不僅給的錢多，而且還常在城市范圍內搞一些愛心活動，讓王秀勇這些底層人群受益。

　　90年代中期，東莞開始添了新的景象。街面上的“夜總會”、“酒店”開始越來越多；來圍觀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闊綽的老板，而他們的身邊時常跟隨著一位打扮時髦的“年輕婦女”。“可能是為了顯示大方，小姐們一示意，老板們往往就給得特別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塊錢。”王秀勇說。

　　不僅是老板，“小姐”們本身也都出手大方。在老王看來，小姐們給的錢，普遍比一般人群要多。據估算，小姐的資助，能占到他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們的錢來得容易些吧，再者她們也都出身貧困，對我特別照顧。”除了給錢，小姐們經常把吃不了的高檔食品留給王秀勇，這些都讓他大為感激。

　　“那時我感覺自己已成了東莞的‘一分子’，東莞人民養育了我。我對東莞的感情就是從那時開始的。”王秀勇說。

　　“好漢”打虎

　　王秀勇很快就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景陽岡。

　　幾天前，王秀勇看到了“東莞太子酒店被央視曝光”的消息，驚得張大嘴巴。比起東莞的掃黃風暴終于來臨，更讓他驚奇的是，“掃黃”竟然就是從他最熟悉的地方開始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黃江鎮的玉塘圍村，當時，一座宏偉的“太子酒店”正在興建中。老王當時的鄰居，是一位“梁老太”——她的兒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輝。王秀勇和梁耀輝并沒有來往，但同梁母熟識，“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直接給我。我知道她兒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的，但在那個時候，沒有點‘黃’的東西，你的酒店可能都辦不下去。”老王說。

　　這時候，“黃”已經廣為泛濫了。在王秀勇看來，“太子”都稱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門、樟木頭等地，都是色情重鎮。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愈高，色情業也就愈加猖獗，老王精辟地總結道：繁榮，（才有）娼盛。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處，“黃”這股逆流倒從未刺痛過王秀勇的“英雄情結”。“這些東西并沒有影響我，小姐和嫖客反而還對我有經濟上的幫助。”

　　讓王秀勇產生“掃黃”念頭的，是2010年。當時東莞的色情業規模發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時任東莞市公安局副局長的盧偉琪拋出一個“掃黃殺手锏”：公布個人手機號碼，接受市民有關涉黃涉賭線索的舉報。老王對政府的這種開明政策大為看好，坐等色情業被鏟除。誰知一段時間過去，他發現身邊沒有產生一點響動。“滿世界全都是黃，我就不相信，怎么會沒人舉報？”老王按照報上公布的號碼，真的給公安局副局長撥去了電話，但不是沒人接聽，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語音提示讓發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安局究竟掃不掃黃。

　　2010年5月開始，他艱難地抄起圓珠筆，在一個單線格本子上先后繪制了三張粗糙的“地圖”，它們分別反映了東坑、大朗和石碣三鎮的賣淫嫖娼窩點分布情況，老王叫它們“虎穴淫窩圖”。之所以有“虎”，是因為該圖也部分反映了當地的涉賭狀況，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機正是主要賭博工具。

　　王秀勇就這樣開始了“打虎”。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一如當年景陽岡的武松一樣孤立無援。

　　“好漢”被打

　　“他們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蹤？”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鎮公安分局，把繪制的掃黃圖展示給警員看，結果被笑稱“什么東西”。他叩開了石碣鎮唐洪派出所的門，結果被警員好言勸告：你這么大歲數了，不要管這個好不好啦。王秀勇頓時充滿了挫敗感：這是他辛苦采集來的心血啊。一次在石碣鎮暗訪，他被賣淫窩點的人持鐵棍追打，幸虧遇到警車才化險為夷。這些掃黃圖大都反映了發廊等門市店的涉黃狀況，內容細致入微，有的甚至標注著“小姐”們的主要籍貫。

　　老王暗下決心一定要把這件事做下去。他找來了媒體。于是在東莞和廣東當地報紙和電視上，“老人繪制掃黃圖”的消息不脛而走，而掃黃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現實中，各鎮公安真的出動警力開始掃黃。當年6月1日的東莞某報記載著一次石碣鎮的掃黃行動：出動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間、士多店48間、發廊12間，查處涉黃行政案件1宗。“我對那些媒體建議了，要跟隨警察，監督他們掃黃。”王秀勇說，“就是這樣，他們也只是抓現行，沒有抓到的話，那些發廊都安然無事。”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決定親自監督警方。上午他走進萬江鎮公安分局的大門，手拿“掃黃信息”執意要求帶領警方去掃黃。當晚8點，萬江公安真的讓他坐在警車里當向導，按圖搜查轄區的涉黃情況。結果，他們在石美地區抓住了兩對現行嫖娼。而在收隊結束行動時，王秀勇發現“不對勁啊”：警察把他和那兩對賣淫嫖娼人員一起，關在了押送違法人員的警車里。他回憶，某警察冷冷地說：沒辦法啊，我們警車沒地方坐了。結果在歸途中，頗有名氣的老王被認了出來，“小姐”們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個嫖客不由分說一腳踹向他，如果不是雙手反銬在身后以及有警員看管，當晚王秀勇難逃一劫。

　　誰知劫難終沒逃過。一周后，萬江公安分局打來電話，通知王秀勇前來領取舉報獎金600元。而當他領了錢剛一走出公安局大門時，立刻被6個人團團圍住，一頓暴打劈頭襲來。這些人邊打邊用普通話叫罵，包括“叫你多管閑事”。老王的幾顆牙就此留在了東莞，胸腔被打得疼痛了好久。

　　“為什么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們怎么知道我在那個時間會去公安局？”王秀勇現在想來還憤憤不平。

　　老王的電話也不再是個人隱私。一次在石碣鎮掃黃期間，他早上接到了一個恐嚇電話，還沒睡醒的他恍惚覺得對方已站在門口，嚇得把手機掉在地上摔爛了。他不明白為什么這些人會有他的電話。

　　王秀勇不僅不敢掃黃，而且連門都漸漸不敢出了。賣藝這種拋頭露面的事已經和他絕緣，他只能以撿破爛為生。大部分時間，他躲在出租屋里，焚香、拜佛、讀經，祈求保佑平安。

　　他開始上訪。信訪維穩中心、市公安局紀委和信訪辦，王秀勇都去過了。他在舉報材料的上面附著自己寫的大字報：助警掃黃，反被警害，求獎無門，倒貼八千。對方要么表示“反映情況”而無下文，要么就是質問老王有沒有“公安不作為”和“與違法人員串通”的證據。他拿不出來。

　　遭受“招安”

　　第二次出于某種原因被排擠出東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東莞市公安局，警員給他拿來8000元錢，說是民警們給他個人的“捐助”。老王說，這是他到市紀委去反映情況所收到的成效。

　　買了一張火車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東老家的路途。這僅是他從70年代末離開后，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狀況和東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語。沒有勞動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頂殘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領著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濟過活。一輩子未曾婚娶，他守著年過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個院子里，冬天由于沒錢燒煤，只給老娘的屋子里置辦了爐子，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來度過難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決定重新出門去生活，但頭腦中第一個冒出來的目的地，仍然是東莞。在這地方住了近20年，說的一嘴還算流利的粵語，他對這個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決定，就算是隱姓埋名到一家工廠去打工，也要回東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膠制品廠”謀得了一份看門人的工作，平安度過了多半年時間。誰知在2013年3月，平靜再被打破。據他回憶，在一次石排鎮某警務區的“搜查”中，一名陳姓警員找到了王秀勇，對方拿著老王的暫住證，看了看問道：你是那個“掃黃老人”吧？于是打電話匯報說：王秀勇在這兒工作，我們找到他了。

　　“在這之后，這個廠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辭退我，說‘公安的人總來煩我’、‘我實在不敢用你了’，還叫我別啰嗦。”王秀勇說，“我覺得，一定是那段時間我在外面被認出來，有人報給公安局了。”

　　這次王秀勇徹底死心了。他沒有嘗試去別家找工作，就再度離開了東莞。

　　“好漢”反思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護傘’。”

　　由于中央和地方電視臺的報道，此時在山東老家，王秀勇已經是全鄉的名人了。鄉親們有的夸他“膽大”、“沒給好漢之鄉丟人”，也有人為他捏一把汗，說他沒死在那里就不錯了。

　　此時的王秀勇，卻完全沒有英雄成名、告老還鄉的滿足感。除了憤懣之外，他腦子里開始出現了一些反思的東西。

　　“有個報紙的記者寫文章，說我‘掃黃’是出于‘阿qiu（Q）欺負尼姑’的心態。”王秀勇說，“我查了字典也沒查著，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次受邀到北京來參加某電視臺的節目——“性工作者合法化之辯”，回家后他久久思考這個問題。身在東莞近20年，他深知這一行業的復雜和矛盾性。“英雄好漢，沒那么簡單。”他說。

　　東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憶，他當年暗訪發廊時會扮成乞丐，上門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們大多數都會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鮮的人不肯施舍。時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東莞時，他始終記著“小姐”和東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護傘’。”（文并攝/記者 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