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吳昌碩與"吳派"

吳昌碩是個資質良好，才華橫溢，既按自身條件、審美取向去接受傳統，又善于變法的藝術大師。他久寓上海，承海派之余韻，逐漸形成自己的流派。

1． 藝術創作路子寬

詩、書、畫、印都有強烈的個性。其書法與繪畫、篆刻，從題材、意趣、表現手法不脫文人畫范疇，而能審時度勢，賦予新意。他是職業金石書畫家，當時洋畫與其他洋貨一樣充斥市場。他要賣掉作品，必須不斷更新。既為了謀生，也為了抵制洋畫。

2． 重視公共關系

吳昌碩注重擴大影響，有參與意識。充分發揮、利用社團力量，社交方式等。是一位主動出擊，慘淡經營的典范人物。

3． 不分門第廣收弟子

吳氏收徒授藝以人品才能為重。弟子中有名門之后（如陳衡恪）、農家子弟（如趙古泥）。1913年10月（農歷九月）"西泠印社"成立后，日本著名金石書畫家河井仙部、長尾甲二人渡海來到杭州加入該社，對吳氏極為敬重，多有請教，雖未拜師，也為"吳派"在日本造成較大的輿論影響。"吳派"弟子不僅善書，也精于繪畫、篆刻。更具有傳播意義的是，其傳人在南北各地皆有較高的地位與社會影響。

二、康有為與"康派"

康有為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家。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戊戌變法的失敗，對康有為個人而言，換來的卻是名震海內外。縱使目不識丁者或不喜愛金石書畫者，也知道他的名字。這對一個藝術流派的形成，常常產生未可限量的傳播作用。

1．竭力倡導藝術變法 康有為是位教育家。梁啟超、羅癭公等人就是他早年在廣州云衢書屋、萬木草堂的學生。尤其是梁啟超成為他政治變法的追隨者。其實，康氏也是位藝術革新家，一貫旗幟鮮明的倡導變法。1915年，徐悲鴻在上海拜見他時，康氏提出"卑薄四王，推崇變法"，徐氏與劉海粟、蕭嫻都成了他的書法弟子。可以說，從政治變法到藝術變法，不僅使他個人聲名大振，給民國書法、篆刻、繪畫的創作、研究都帶來了新的生機。鑒于徐氏、劉氏等人久在藝術院校任教，影響之深遠是可以想見的。

2．從著述等身到《廣藝舟雙楫》 康氏著作，據張伯楨《萬木草堂叢書目錄》統計，經史子集四部計137種，多為政治理論書。這就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提高了他的書法研究與創作的品位。最重要的為《廣藝舟雙楫》，這是" 晚清最重要的書法理論專著，曾影響了整整一代書風"。

因康氏是廣東籍書法家，對50年代后的港、臺、澳與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也有一定的影響。

三、鄭孝胥與"鄭派"

鄭孝胥是個漢奸，歷史早有定論。他在書法上的建樹與流派的形成與傳播則另當別論。對此應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1． 從上海到天津

辛亥革命后，鄭氏以遺老蟄居于滬上。鬻書以自給的同時，與唐涉江等組成"麗澤文社"，以文會友，書名日增。后又開創"有恒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此時他的書法上自周秦，下迄漢魏，無不涉獵。1923 年起，鄭氏因溥儀之命住天津約7年，書法創作上已見碑帖交融的初步面貌。1930年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對其書法展開評論，有東風助勢的作用。

2． 在偽滿期間

1931年日寇侵占東三省，又于次年3月在長春制造了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扶植被廢黜了的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做了"執政"，鄭孝胥作了"總理大臣"。這段時間，東三省的機關、學校、社會團體、商店的招牌不少出自鄭氏手筆。并由此，"鄭派"書法對日本、韓國產生深遠影響。尤以日本盛行，從名公大老、文人墨客直到下層士兵，多有受其書風熏染者。

3． 有個性的創作理論

鄭氏明確"貶黜館閣書體"、"卑視晉唐格轍"，認為"師古不可盲從"等四端；主張自我創造，不拘于古人之范圍。他將古代詩學理論中的審美取向，移植、演化為書法創作的美學思想。雖沒有康有為"尊魏" 之說的強烈反響，但對流派形成與追隨者有宣揚鼓動作用。

4． 弟子多為國內外名人

鄭氏的弟子如趙叔雍、曹聚仁、卓定謀、曾小魯、徐志摩、李唐、鄭洪年、李家煌、林語堂、馬詩癯、趙正平以及歸納研究鄭氏書論而成《海藏書法抉微》的張謙等人。

四、李瑞清與"李派"

李瑞清的書學熔鑄古今，不偏不倚，至博且精，勇開風氣，所播深遠直至當代。

1． 開近代高等師范手工圖畫科的第一人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李氏出任設在南京的兩江師范學堂監督。 1906年赴日本考察學務。為造就美術專業的教育人才，特于學堂內開設圖畫手工科。除中國畫由中國教師傳授外，全請日本教師擔任，沿用西方國家學制與教學方法。開了全國美術教育之先河，飲譽國內外。為"李派"形成奠定基礎。此時尚局限在文化教育與學術界。

2． 辛亥革命后的"清道人"

1912年后，李氏遁居上海王家灣，掛牌訂潤以鬻書畫自給，身著道服，別署清道人。因賣字而多寫多思，改變了以往視書法為余事的傳統觀念。他的創作與理論研究由此進入轉折期。與此同時，他的書名響徹全國、深入民間。

3． 有針砭時弊的理論主張

在當時揚碑抑帖的形勢下，李氏力主碑帖并重，二者不可偏廢。并接受沈曾植等友人納碑入帖的建議，對帖學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自"二王"順流而下，旁擷唐宋，直至趙孟頫、董其昌等一切行草書。后集成《清道人臨閣帖》問世，廣為流傳。

4． 率先提出以器分派

李氏認為，"大凡篆書與地理有關系，即在成周，各國有各國之風氣，故書法不同。余欲著一書，以各國分派見。書未成，今只得以器分派。"此乃近代書法家率先立言者。

5． 入室弟子皆學界名流

例如胡小石、呂鳳子、張大千等，雖不同科，但皆為兩江師范學堂畢業生，先后又成了李氏入室弟子；李健原是侄兒，朝夕相處，所學更多。這幾位皆久在高等學校任教，弟子、再傳弟子不計其數。

毋庸贅言，"李派"的影響主要在教育界。它的一代又一代的承傳與發展，恰好是書法藝術從文人余事發展到學科化、體系化的有力佐證。

五、于右任與"于派"

于右任在民國時期的地位舉足輕重，是開國元老之一，身居要職，尤為關心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凡與書法有關者，事無巨細，每必躬親，竭盡全力，實在是功高蓋世。客觀上有利于流派形成并遠播國內外。

1． 以漢字改革為出發點

1932年于氏在上海發起成立標準草書研究會（后為標準草書社），廣收歷代草書字跡，擬定標準，便于推廣。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刊印初版《標準草書》，每年舉行標準草書展覽一次以擴大影響。1941-1948年，《草書月刊》計出6期等。雖逐漸演變為純書法活動，但喜愛書法者，無人不知于右任的大名。

2． 標準草書的倡導者與實踐家

1936年6月，于氏以筆試法寫成《標準草書千字文》，先后印有10個版本廣為流傳；他為書法家、篆刻家的題字，書法論著的序跋，直至社會團體、店鋪招牌的書寫，大多為其個性強烈的書體。一眼望去，非君莫屬。

3．"于派"傳人遍布海內外

國內有劉延濤、胡公石、李生芳、周伯敏等人。在他指導下，劉延濤著《草書概論》，1943年由說文社出版；在他命意之下，劉延濤筆述《標準草書釋例》，由中華書局出版。私淑弟子不計其數。就海外而言，尤其是日本、韓國等，直到90年代依然薪傳火種，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