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視點）教科書竟成“唐僧肉”？
——中小學教材市場爭奪戰背后的利益博弈
云南騰沖縣“盜版《新華字典》事件”還沒淡出公眾視線，廣東、海南等地竟又發生違反教育部規定頂風調整中小學教材的事件。此類無視學生根本利益的行為令人驚詫，而事件背后的肆意妄為尤須引起足夠警醒。 新華社發 趙乃育 作
新華網北京７月１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劉元旭、傅勇濤）近日，教育部緊急叫停海南、廣東江門違規調整中小學教材行為，但卻難以擺脫權力尋租和壟斷保護的輿論質疑漩渦。
早從２００１年開始，我國就順應世界趨勢和現實需求，著力打破“大一統”的教材壟斷格局，推行教材多樣化建設，以期激活“百花齊放”的競爭活力，增加教材選用時的靈活性和激發教材質量提升。
然而，理想雖豐滿，現實卻骨感，好經屢屢被念歪。為何一些地方頻頻出現類似違規事件，不惜犧牲教學質量和師生權益？教材市場爭奪戰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利益博弈？
權力插手市場 利益干預競爭
距教育部下發關于“２０１３年秋季學期各地仍沿用２０１２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還未滿月，海南省、廣東江門市對學生教材予以大面積更換。雖然兩地違規更換教材的行為及時被叫停，但公眾追問并未停止：違規鬧劇背后，是否存在權力尋租、利益作祟？
公眾的質疑并非杞人憂天，大規模更換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發生。部分地方檢察機關查處案件情況顯示，教材出版發行已成為商業賄賂多發領域。
“教材是一塊‘肥肉’，出版商在每個省都安排專門人員甚至團隊跑關系，使出各種手段對相關領導進行公關，想盡辦法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廳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說。
北京一位資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僅中小學教材一項，每年市場規模就高達３００億元。每一次教材更換，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錢開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門選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潛規則。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為把教材打進某市，一次拿出２０多萬元給當地教育部門，結果該地區教育部門領導不顧教育部不許中途更換教材版本的指令，一個學期內就把一至九年級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換成了代理商推銷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說。
“教材選用上行政干預過度。”教育部西南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說，一些地方教育部門隨意調整已經選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選用委員會權威得不到保障，部門或個人從中撈取好處。
“教材選用必須要以保證教學質量和師生權益為前提。”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盡管進入目錄的教材已經過教育部篩選，但質量和服務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為利益驅使指定教材，破壞了“優勝劣汰”和質量競爭法則，對于教材和教學質量也有消極影響，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聯手施壓強買 坐享壟斷分利
雖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嚴禁增刪書目”，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門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版本或刪減書目方式，實現對地方出版集團的保護。其中，較為普遍采用的是強制“租型”。
所謂“租型”，即教材原創單位將通過教育部審定通過的中小學教材定稿制作成膠片交給通常為省級出版集團或總社的租型單位，由其轉手將膠片交給印刷廠印制教材，由新華書店發行。在這一鏈條上，租型單位、印刷廠、新華書店分別拿走教材總價格的約２７％、４２％和２５％，剩給原創出版社只有約３％。
“假設一本教材定價１０塊錢，原創出版社僅剩３毛錢毛利潤，根本不夠支付教材維護、修訂、培訓費用，這無異于‘殺雞取卵’。”北京一家出版社負責人說。
這種看起來并不公平的交易卻是通過“強買”完成的。一些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部分地方強行規定外省市教材進入“領地”必須同意“租型”，否則不列入或撤下本省《教學用書目錄》，或直接調換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則以市場份額要占到５０％左右作為“租型”合作的條件，而地方出版集團也往往以提供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培訓費的名義作為回報，從而結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
此次海南更換采取“租型”的“人教版”教材，其唯一代理單位為海南鳳凰新華教材出版發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相關負責人說，中小學教材出版發行，涉及教育行政部門、出版發行部門、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利益分配，十分敏感，不方便多說，“怎么解釋都會損害一方的經濟利益。”
教育科學出版社一位部門負責人向記者坦言，行業里要求“租型”省份很多，背后是地方壟斷利益保護，不利于教材質量的不斷完善提高。而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用“水很深”“水很混”來形容當前的教材市場。
“一些省級教育部門和當地出版集團沆瀣一氣，出版集團和原創出版社結成利益聯盟，頻繁更換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可能會出現教師吃不準教材、教輔材料重新更換、影響教學質量的后果。”周安平說。
對此，一些中小學教師反映，個別教材出版商由于資金回籠困難，不愿或無力修訂、完善教材，會使課改的初衷落空。
嚴查權力尋租 消除地方保護
分割每年估計約６００億元的中小學生教材教輔材料“蛋糕”，要以引入競爭機制來保證多樣性，提高教材質量和教育效果，消除權力尋租和地方保護的溫床，避免由原來的“大一統”淪為“小一統”。
“對于違規更換或指定教材現象，必須深查背后有無存在權力尋租問題。一經發現，絕不姑息。”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師建議。
與此同時，也必須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狹隘的部門利益驅動，避免由原來的“大一統”淪為“小一統”。
“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是目前中小學教材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熊丙奇說，要切斷教育行政部門和當地出版集團之間的利益輸送通道，減少行政干預，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學的教材選用機制，充分尊重學校、老師和學生的選用權利，真正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保護教材編寫者和團隊的利益和積極性，才能充分保證讓優秀教材脫穎而出和教材多樣化戰略順利實施，也才能不斷完善提高教材質量。
而作為重要配套的是，必須完善相關規定，設置更多“硬杠杠”。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選用辦法沒有對違規將會受到何種處罰做出實質性規定，也缺少有效監督、問責手段。”周安平表示，現有選用教材的規則亟待進一步的細化和完善，特別是應加強、細化監督和問責的條款。
另外，教材多樣化建設是國家基礎教育改革的一項長期基本方針，但相關規定中并無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底線”，特別是每個省單一學科的品種以及比例。
“中小學教材選用管理辦法一定要規定，每學科供選用的教材版本不應低于三種，同一版本原則上不應超過本省區市學生使用量的５０％。不符合規定的，教材選用工作領導小組可以進行相應調控。”西南大學基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慶在給教育部的建議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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