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各成員經濟體領導人、代表前往共植APEC亞太伙伴林。 中國日報網1月5日電(遠達) 2014漸行漸遠，回顧過去的一年，中國外交亮點紛呈，可圈可點。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外交全面進取的豐收之年。
《聯合早報》記者蔡永偉1月4日報道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短短兩年多，即對外交開展多項創新。對此，有學者認為“習式外交”的戰略日益清晰——中國當前及未來的外交政策，將在保持平穩的基礎上繼續創新，并且延續鄧小平時期韜光養晦的基本精神，執行“鄧時代外交的升級版”。
“豐收之年。”中國外長王毅上月底在一場研討會上，如此總結2014年的外交工作。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在2013年新領導層上臺后“成功開局”，并在2014年“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進展”。
首先，是大力推進外交理論實踐創新。其次，中國也深化全方位對外交往，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兩人自上任以來，先后出訪17次，足跡遍及五大洲50多國，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近500人次。這些往來為中國對外關系帶來重要成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受訪時說，過去兩年的連串外交動作顯示，“習式外交”已然成型。
王湘穗分析，“習式外交”的最大特點是主動性，相較于過去被動地按照國際和區域問題或議題開展外交工作，習近平如今擁有自己的外交戰略和口號，并且主動地提出具體措施來實現這些構想，促使中國的地緣戰略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
王湘穗又指出，習近平也對外展現了大局觀，表達了與其他國家共同設計規則的意愿。“中國已經開始從一個不太發聲、對世界或國際義務比較猶豫的國家，變得更加主動。”
中國外交五大創新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陳志敏教授則認為，中國外交在過去兩年有五大創新。
根據陳志敏的歸納，中國外交首先在定位上有所創新，特別強調了大國外交，中國有了大國的自覺、訴求、責任。
第二是制度創新。這包括重建國家海洋局，通過海警局整合所有海上執法力量，以及建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解決了過往“外交分權”的統籌問題。
第三是戰略創新，即通過中國夢凝聚民心；用大國外交和底線思維展示中國意志；以金磚國家為依托，通過親誠惠容、重中之重的周邊外交和“一帶一路”的戰略，構建中國的海陸伙伴體系；通過新型大國關系穩定周邊與主要大國關系；通過新型義利觀和命運共同體發展與發展中國家關系。
第四是手段創新。除了通過各種吸引力的手段來發展與各國關系，也注重使用一些強制力量，來推動外交目標的實現。
最后是方式創新。對于多邊外交，有別于過去主張在外部建立補充性的國際新制度，如今中國正在建立一些具有“替代性潛力”的新機制，比如亞投行和金磚銀行。
中國近來在外交開展多項創新，給外界開啟了不小的想象空間。
有人認為中國打算結盟，也有人將“一帶一路”聯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所提供的資金輸血視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由此聯想“中國正為外交革命鋪路”。不過，有學者認為，這些創新并未構成“革命”。
也是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的陳志敏教授上月底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場論壇上指出，所謂外交革命，是指一個國家在結盟、主權、力量使用、政策目標等問題上的逆轉，但中國外交并未在這些方面出現根本變化。
陳志敏進一步分析，對于大國外交這一定位創新，中國其實仍是個發展中國家，因此還需將發展作為重要議程，并堅守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秉持公正等原則。
至于外交制度創新，他指出，通過建立國安委的外交統籌，并非是要以“安全外交”取代“發展外交”。而戰略創新同樣不意味著，中國想將“經營海外”取代“經營國內”。
針對外交手段和方式創新，他認為，中國要強調更好運用綜合實力，特別是巧實力，而不是要用“強制外交”取代“吸引外交”。中國并沒有走向“敵友外交”的打算，也沒必要樹敵，而是要結伴不結盟。
陳志敏補充說，中國的目的不是顛覆現有制度，而是要對現有國際體系的主導國家形成一個重大外部壓力，以推動它們開展必要改革。
展望未來，中國是否需要外交革命？陳志敏的答案是不需要。
在他看來，雖然一些預測顯示，中國綜合實力極可能在2030年達到世界第一，但實力地位變化未必構成根本上改變外交原則和實踐的動力。
此外，目前的外交問題僅是局部問題，未來局勢預計不會急劇且全面惡化，因此不會迫使中國外交進行全面革命。陳志敏說，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能在防止國際形勢惡化方面發揮很大作用。他也認為，中國內部外交共識發生全面變化，導致外交走向革命性道路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中國外交升級版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教授指出，認為中國會采取革命外交或對抗外交，是外界的一個很大的誤區。在他看來，中國現在的外交是鄧小平時代外交的升級版。
也是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的王逸舟分析，鄧時代是中國發展非常罕見的一個繁榮時代，經濟史無前例地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可謂處在歷史上最佳時期，因此現在沒有理由廢除鄧時代外交的基本精神，即和平與發展。
王逸舟認為，升級版的中國外交繼承了鄧時代“韜光養晦”的基本精神，強調守拙和不卑不亢。升級版的中國外交在這基礎之上，出現了新取向。
他指出，隨著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國更重視國內與國際規則、資源和市場的對接，“哪怕不能完全對接，起碼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否則國內發展要受挫，或者國際上不理解中國”。
此外，中國正竭力開拓戰略性新邊疆，尤其是全球制高點，例如在極地、外空、大洋、互聯網、網絡金融等方面均有后來居上的態勢。
再者，中國也在探索國際公共產品供應之道。王逸舟認為，中國外交目前最缺的就是在更大范圍、可供多邊共同使用的公共產品。 “這是中國的必由之路，是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角色，也是(鄧時代外交)升級版的一個積極進取方向。”
王逸舟相信，中國外交升級版不僅將帶動中國周邊格局的發展讓自己受益，在很多年以后也會帶來全球格局和秩序的深刻變革。
他說：“時間對中國是有利的，只要我們自己發展壯大，現在很多問題都屬于成長中的煩惱，都屬于目前磨合階段出現的特殊狀況。相信隨著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問題將來可能會迎刃而解。”(編輯：王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