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中國抗日戰爭史三個重大問題

李  文

2015年08月15日04:1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東方主戰場，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人民用自己的頑強奮戰和巨大犧牲，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從此，再也沒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肆虐。

　　中國抗日戰爭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起點，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結束，經歷了14年艱難曲折的斗爭。14年抗日戰爭是一個整體，前6年局部抗戰主要發生在東北、華北及上海等地區，是整個抗日戰爭的先聲和重要組成部分；后8年的全國抗戰是前期局部抗戰的延伸和發展，也是中國以舉國之力全面抗擊并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決戰。學習了解中國抗日戰爭史，要著力抓住和深入研究以下三個方面的重大問題。

　　一、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率先獨立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中國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具有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的重大意義。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在這場關乎世界和平、人類命運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軍的主要兵力，對戰勝日本法西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中國打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法西斯隨著意大利和德國等國際法西斯的泛濫而迅速崛起。20世紀20年代，日本軍部法西斯正式形成，并極力煽動侵華戰爭狂熱。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東方會議，重點討論侵華問題。會后，田中義一起草了《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并上奏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日本右翼一些人試圖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各方史實均證明《田中奏折》的出籠是確定無疑的。《田中奏折》露骨地表明了先攫取滿蒙，再占領整個中國，進而吞并亞洲、稱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構想，成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總綱領。1930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臺后，進一步加快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準備工作。1931年，日本率先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點燃了世界法西斯對外侵略戰爭的第一把戰火。當西方主要國家對日本的侵略戰爭實行妥協縱容政策時，中國人民高舉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幟，奮起抵抗，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中國獨立開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個大規模戰場。1937年，日本挑起七七事變，開始了以滅亡中國為目標的全面侵華戰爭。面對法西斯的瘋狂入侵，中國軍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同仇敵愾、團結御侮，獨立開辟了世界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在日本戰略進攻、中國戰略防御期間，中日雙方投入總兵力達400余萬人，戰線長達1800多公里，戰火遍及中國10多個省區，戰區面積約160萬平方公里，中國近5億人口有4億被卷入戰爭。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矛盾上升為世界主要矛盾的表現，它對世界產生了牽動全局乃至改變格局的影響，事實上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

　　中國始終抗擊和牽制著日本陸軍主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抗擊和牽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陸軍兵力和相當一部分海空軍力量，牢牢地捆住日本法西斯的手腳，使其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國的持久抗戰，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亞的北進計劃，使蘇聯得以避免兩線作戰，有力地支援了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牽制和推遲了日本進攻南洋的南進步伐，迫使日軍背著中國戰場的沉重包袱南進，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與日本作戰；最終粉碎了日本與德、意法西斯東西對進、稱霸全球的戰略圖謀。中國的持久抗戰不但為蘇、美、英等反法西斯國家贏得了寶貴的戰爭準備時間，而且為保證同盟國實施“先歐后亞”大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過：“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說過，如果“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蘇聯元帥崔可夫說過：“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里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無可爭辯的事實。”

　　中國積極倡導和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戰爭，建立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戰勝德、日、意侵略者的重要保證。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不但在世界東方率先建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隨著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蘇、美、英、法為代表的國際力量與中國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基礎上逐步拉近了戰略合作的距離。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大到全球范圍時，中國主動加強與蘇、美、英、法等同盟國的戰略協調，促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為取得戰爭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戰爭后期，中國又參與聯合國的創建，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不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支持鄰國的獨立運動，維護弱小民族的利益，而且與同盟國并肩戰斗，為徹底打敗法西斯發揮了重大作用，為創建聯合國和鞏固戰后成果作出歷史性貢獻。

　　中國軍民與各國軍民一道，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在全國抗戰初期，蘇聯是中國抗戰的主要支持者，除從物力上給中國大量援助外，還派遣大批軍事顧問、技術專家到中國，甚至直接派空軍志愿隊來華參加抗戰，200多名蘇聯志愿飛行員在抗戰中犧牲。1941年，陳納德組建美國援華志愿航空隊（即飛虎隊），幫助中國空軍同日軍作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加大對華軍援。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以及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日本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直接參加了中國抗日戰爭。白求恩醫生、柯棣華醫生和德國記者漢斯等人，為中國的抗戰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同樣，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戰略基地，中國為同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了同盟國的反法西斯斗爭。中國遠征軍遠赴緬甸，與盟軍協同作戰，使日軍遭到太平洋戰爭后少有的沉重打擊。中國遠征軍反攻緬北、滇西，也為盟軍收復緬甸創造了有利條件，并減輕了盟軍在印緬地區和太平洋地區的壓力。

二、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創造性地回答了決定抗日戰爭成敗的根本性、戰略性問題，并在戰爭中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堅持持久抗戰、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變后，率先舉起抗日的大旗，充分發揮共產黨人的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動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和必勝信念。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號召、帶領和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戰視為崇高使命，身體力行、意志堅定、誓死赴難，充分發揮了先鋒和模范作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和蘇區政府連續通過了10多份文件，號召人民組織武裝抗日。在被國民黨軍重兵“圍剿”時，中國共產黨仍投入很大精力領導東北抗日斗爭。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立即發表通電提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面對日軍的大舉進攻和國民黨軍的節節后退，八路軍、新四軍不懼艱險，迎難而上，挺進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平型關大捷，是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更是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主戰場，對抗著約58%—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抗戰期間，延安作為敵后抗戰的大本營和指導中心，是廣大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從抗戰實際出發，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積極倡導建立并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說，“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具政治組織力的先進政黨，在民族危亡的關頭，率先提出武裝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捐棄前嫌，全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實現了全民族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磨擦，尤其是皖南事變，共產黨始終以團結抗戰的大局為重，在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的同時，全力維護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說，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中國共產黨始終都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維護者。

　　明確提出并堅持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實行以弱勝強的戰爭指導。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強國，必須實行一條正確的戰爭指導方略。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徹底戰勝日本的十大救國綱領，并完整系統地提出了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還客觀分析了所處時代和中日雙方的特點，以極富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勾畫出全國持久抗戰發展演變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尤其闡述了中國在戰略相持階段轉弱為強的重要意義，并且指明最后勝利屬于中國的光明前景。國民黨也實行了適應全國抗戰的一些路線方針政策，實行持久消耗戰略，但過分強調“以空間換時間”，過分強調依賴外國列強干涉和外援，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進行抗戰，不能充分發動和武裝群眾，沒有看到轉變敵強我弱力量對比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極端重要性，具有片面、消極的一面。

　　開辟和發展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創造有利于全國抗戰的戰略格局。基于對中日雙方優劣短長的科學認識，中國共產黨實行戰略創新，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的綱領、原則和方針。先后開辟了華北、華中、華南和東北四大敵后戰場，把敵人的后方變成中國人民抗日的前線。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相互策應，構成了中國抗日戰爭兩個戰場的戰略格局。在戰略防御階段，敵后戰場連續作戰的勝利，鉗制和消耗了大量日軍，使其難以抽調更多兵力轉用于正面戰場，對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發揮了重大作用。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逐步將主要作戰力量用于敵后戰場。在最初的兩年中，敵后戰場軍民抗擊了60%左右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作戰1萬余次，粉碎了日軍千人以上至5萬人的“掃蕩”近百次，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1940年，國際法西斯侵略氣焰極度囂張，國民黨內對日妥協傾向明顯，中國抗戰面臨嚴峻考驗，八路軍主動發起百團大戰，取得重大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抗戰信心。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敵后戰場組織的戰役級別的大規模戰斗數十次，殲滅了大量日、偽軍，沉重打擊了侵華日軍。

　　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打造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戰略基地。抗日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目的的戰略基地，是敵后抗戰的基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領導創建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由一個個點逐步發展壯大，又相互聯通成片，到抗戰勝利時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壯大，壓迫日軍一步步向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帶龜縮。在根據地，中國共產黨探索實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針政策，開展了調整生產關系、提高生產力的各項社會改革，將根據地建設成為軍民一體的堅強堡壘，不僅在相持階段最困難的時期頂住了日軍持續嚴酷的“總力戰”，戰勝了日、偽、頑夾擊造成的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而且還逐步積蓄新的力量，為轉入局部反攻創造條件。根據地也為建設新中國提供了豐富借鑒。

三、中國人民為贏得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

　　當時的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在很多情況下，中國軍民幾乎是以血肉之軀奮勇抵抗，以奮不顧身的精神彌補裝備上的劣勢，緩解戰場上的危機。而且，日本法西斯滅絕人性、喪心病狂，對中國人民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屠殺、迫害、奴役和摧殘，各種兇殘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最殘暴、最丑陋的黑暗一頁。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在抗戰中傷亡3500萬人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余萬人），約占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傷亡人數總和的1/3。

　　九一八事變后，尤其是全國抗戰開始后，中國各階級、階層和各社會團體自覺地組織起來，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斗爭。全國各地工人群眾以各種形式積極參加抗日斗爭。他們不顧敵人的炮擊和空襲開展生產，冒著生命危險，運送軍隊、軍需和疏散難民及物資，組織救國團、救亡協會、抗戰后援會等救國運動。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承擔繁重勞役的情況下，為抗戰提供大批糧食，保障了大量軍需物資供應和戰勤服務。勤勞勇敢、善良淳樸的中國農民是抗戰隊伍的主要兵源，大批青年農民源源不斷地參加抗日武裝。廣大愛國工商界人士加班加點組織生產，盡力滿足軍隊和民眾的基本生活需要，捐錢捐物支援抗戰，還推派代表慰問前線將士。許多工商界人士想方設法把企業的機器和物資轉運到安全地帶，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生產。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愛國青年脫下長衫，到農村去，到敵后去，到軍隊中去，直接參加抗日斗爭。廣大婦女積極為抗日征募捐獻、救濟難民難童等，以各種形式支援前線。根據地的婦女積極為抗日部隊做服裝、送公糧、運彈藥，救護傷病員，送子送夫參軍，偵察敵情和傳遞情報。很多婦女還直接參軍參戰，涌現了趙一曼、東北抗聯“八女投江”等英雄人物和事跡。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民族離間陰謀，全國各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緊密團結，一致對敵，為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的各少數民族和漢族一起，參加和組織了各種抗日團體和抗日義勇軍。著名的抗日英雄陳翰章、周保中、李紅光等人，都是少數民族的優秀代表。全國抗戰開始后，蒙古族的巾幗英雄——西公旗女王奇俊峰、東公旗額王的福晉巴云英、茂明安旗齊王的福晉額仁慶達賴，相繼投身抗日陣營，率蒙軍英勇殺敵，被尊稱為抗戰時期的3位“女王”。回族英雄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被譽為攻無不克、無堅不摧、打不垮、拖不爛的隊伍。海南島的黎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群眾，組織農民自衛隊等抗日武裝，配合抗日部隊作戰；還組織海上游擊隊，偵察日軍海上運輸情況，并配合部隊打擊敵人的海上運輸隊。云南20多個少數民族的群眾，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況下，節衣縮食，購買救國公債、捐獻物資、繳納軍糧，支援抗戰；出動大量人力修筑滇緬公路，保證了中國抗戰時期一條重要國際交通線的開通。西藏的宗教領袖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通電全國，聲討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堅決主張抗日。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規模募捐活動，到1944年8月，共捐獻飛機154架。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高山族、畬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人民，通過各種方式參加抗日斗爭。不少香港和澳門同胞主動回國回鄉參加抗日斗爭，5萬多臺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戰。

　　海外華僑出錢出力，以各種方式為祖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貢獻。世界各地華僑紛紛組織起來，建立抗日救亡團體。以全歐華僑抗聯會、南僑總會、旅美華僑救國會三大僑團為代表的各種華僑團體共有3940多個。67歲高齡的陳嘉庚親率南洋華僑慰勞團不遠萬里回國慰勞考察，鼓舞祖國軍民的抗敵斗志，推動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潮。從1937年至1942年，海外華僑共捐獻各種飛機217架。華僑捐獻的大批卡車，為戰時滇緬公路的運輸提供了保障。各地華僑踴躍購買公債，且認購數額巨大，這些公債實際上大多等于無償捐款。海外華僑戰時的巨額僑匯，及時墊付和抵消了大量抗日軍火進口所需資金。許多華僑還積極回國投資，對抗戰后期政府嚴重“貧血”的財政經濟起到了“輸血”的作用。對戰時急需的各種藥品，華僑捐款購藥或直接在國內外建立制藥廠生產。全國抗戰爆發后，部分華僑還回國參戰。據統計，3913名南僑機工回國服務，不分晝夜地忙碌在險峻的運輸線上，1000余人獻出了生命。美國華僑紛紛創辦航空學校或航空學會，開展航空救國活動，至少有300多名美國華僑空勤人員受訓后回國參戰。據廣東省僑務委員會統計，戰時回國參戰的粵籍華僑就有4萬多人。大批華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僅東江縱隊的歸僑青年和港澳同胞就有1000多人。許多歸僑在抗日戰場上英勇犧牲。

　　中國人民在抗戰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向蘇、美、英、法等國提供了戰時急需的大量農牧產品、礦產品等物資，積極支持和幫助了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民在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艱難歲月里，還真誠地幫助受世界法西斯迫害的其他受害者。當時的上海曾接納了約3萬名猶太難民，其中就包括后來出任美國卡特政府財政部部長的邁克·布盧門撒爾。時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曾冒著極大風險為至少數千名猶太難民發放“救命”簽證，使他們得以逃脫法西斯魔掌，堪稱“中國辛德勒”。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15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