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李桂英來到周口市中級法院，詢問齊金山案的進展。她對齊金山被判死緩不滿，認為應判死刑。新京報記者 安鐘汝 攝

　　“我就知道，他在北京。”

　　這句話，李桂英叨叨了一夜。

　　大兒子周周說，媽媽太興奮了，一夜沒睡。

　　這天是2015年11月13日，李桂英得到消息，齊海營在北京大興落網。

　　李桂英事后還是有些遺憾，“這么多年，我為啥沒親手抓住他呢，讓他從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這么多年，北京，李桂英去了四次。好幾次她都認為自己已經站在了齊海營的跟前，伸手就能抓住他的衣領。

　　李桂英近六十歲了，身材微胖，她的娃娃臉又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最明顯的，兩條橫眉中間有一深深的皺紋。熟悉她的人說，那是多年焦慮皺眉留下的痕跡。

　　時間推到17年前，1998年元月，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被同村五個人傷害致死，五個人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兇路，尋遍十余個省份。

　　17年，5個嫌疑人已經抓到了4個。“還有最后一個沒抓到，我就得一直追下去。”

　　兇案

　　打斗中，齊元德被齊金山用刀刺中，又被齊海營用鐵鍬朝脖頸猛擊了兩下。李桂英腿上、腹部中了三刀。

　　十七年前，一九九八年元月30日，農歷大年初三，黃昏。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齊坡村還沉浸在新春的氣氛中，稀稀拉拉從村子不同角落傳來爆竹聲。

　　李桂英從姐姐家走親戚回來，看到門口有鄰居聊得正歡，就過去搭話茬。

　　李桂英是村里的婦女主任，丈夫齊元德是一名民辦教師，家里還開著一個機床做鉚釘。村民們記得，在村里，李桂英家是最早蓋樓房的，最早買拖拉機的。

　　現在，近六十歲的李桂英提起丈夫，語氣依然柔和，“我們沒結婚之前，他追我，我家里老人生病，他到我家里幫我照顧老人，堅持了好幾個月。”

　　在齊坡村的村民看來，李桂英也很“爭氣”，為齊元德生了五個孩子，其中三個都是男孩。齊元德家三代單傳，在農村人看來，人丁是最寶貴的財富，李桂英改變了齊家的局面。

　　“那時候，齊元德家在齊坡村是數一數二的。”齊坡一位村民說。

　　令鄉親們艷羨的生活在那天黃昏戛然而止。警方查明，當時路過的齊學山懷疑李桂英正和別人說自己的壞話，就拿磚頭砸李桂英，隨后，齊學山的哥哥齊金山、弟弟齊保山與齊海營、齊闊軍一起提著匕首、殺豬刀圍打李桂英，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聽到妻子被打，就隨手拿了一把鐮刀出來救妻子。

　　打斗中，齊元德被齊金山刺中，又被齊海營用鐵鍬朝脖頸猛擊了兩下。李桂英腿上、腹部中了三刀。

　　根據后來被抓獲的齊學山供述，因為幾人都超生，他們懷疑齊元德、李桂英夫妻舉報他們超生問題而起意報復二人。

　　當年南頓鎮主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副鎮長張天禮提供的一份證明顯示，“齊元德、李桂英夫婦并沒有舉報過齊坡任何人的計劃生育工作問題。”

　　根據后來被抓獲的齊保山、齊學山的供述，幾人堅持認為齊元德夫婦舉報了他們，并在事發前進行了商議，決定對齊元德夫婦進行報復。

　　正因為之前的“商議”，被周口市人民法院認定為“預謀”，是故意殺人。

　　據齊坡村一個村民說，“矛盾不僅僅是因為計劃生育，齊元德家和他們五個人在一片宅基地上也有糾紛，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時間久了，就結成仇家了。”

　　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告訴新京報記者：“接到齊坡村村民報案后，項城市公安局即立案偵查，但當晚沒有抓到人。”

“你去找線索”

　　“當時，我不懂，我以為抓殺人犯像電視上一樣，殺人犯一跑，警察開著警車嗚嗚嗚就去追了，原來自己要找線索啊。”

　　李桂英回憶，她當時躺在醫院半個月都虛弱得無法說話。當意識稍微清醒的時候，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當時，李桂英住在三樓，親戚告訴她，齊元德住五樓，康復得很快，已經脫離了危險。

　　一個月后，李桂英出院。出來迎接李桂英的是她的婆婆。婆婆沒忍住，看到李桂英就嚎啕大哭。李桂英說，看到婆婆哭，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千只蜜蜂在腦子里飛，腳底踩了棉花一樣。”

　　實情是，1998年元月30號事發當晚，齊元德因為失血過多，送往醫院途中就去世了。

　　親戚們和李桂英商量，把五個孩子分給幾個姐妹撫養，讓她趁著年輕改嫁。

　　李桂英說，看著高高低低這五個孩子，就想起了丈夫，她當時跟親戚們說：“好好一個人，像被老鷹叼走了一樣，這五個孩子，不能再到別人家里，我要為他報仇，抓到五個仇人;還要為他報恩，把五個孩子養大。”

　　回家安頓好，李桂英獨自一人到項城市公安局，詢問對五個嫌疑人的抓捕情況。得到的答復是，“我們很重視，已經對這5人立案追逃。但人跑了，如大海撈針，你有線索嗎，你有線索我們就去抓。”

　　“當時，我不懂，我以為抓殺人犯像電視上一樣，殺人犯一跑，警察開著警車嗚嗚嗚就去追了，原來自己要找線索啊。”

　　回到家里，李桂英帶著五個孩子挨個拜訪親友，站在親戚朋友的門檻上，她大聲說：“我家男人死了，但我還在，我的幾個孩子還在，你們幫我找線索，抓到那五個人，以后我五個孩子有出息了，挨個回來給你們謝恩。”

　　最初，李桂英打聽到，逃跑的五個嫌疑人可能在新疆，她讓和自己關系最親密的兩個姐姐、姐夫專門去新疆打工，幫著尋找線索。李桂英又在村里打聽有哪些村民在外打工，也“發展”成自己的線人。

　　李桂英就這樣布起一張網絡，四處打工的親戚、村民，成為她的眼線，南到海南，北到北京、西到新疆伊犁，東到山東青島。

　十七年，十余個省份

　　十幾年間，她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1998年3月和1998年9月，齊學山、齊保山分別被警方抓獲，而兩人的落網，都是李桂英提供的線索。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承認，在抓捕中，李桂英的線索確實起到了作用。

　　直到齊學山、齊保山的案子審理結束，李桂英再也沒有接到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三人的有效線索。

　　一晃就是兩年多。李桂英說，2000年秋，她終于聽到自己認為的可靠消息，齊坡村有一個村民告訴她，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在新疆開車幫別人運貨。

　　但該村民只說在新疆大城市，并不清楚具體在哪個城市。李桂英坐不住了，她找來地圖，查到兩個新疆的大城市，一個烏魯木齊、一個伊犁。她請求自己的姐夫去伊犁，自己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去了烏魯木齊。

　　到了烏魯木齊，李桂英買了一副墨鏡，一頂帽子。李桂英說，第一次出門，很害怕，“就算我遇到這幾個兇手，他們把我害了也沒人知道。”所以自己得先裝扮一下。

　　出發前，有親戚勸她，可以帶個男人一起壯膽。李桂英拒絕了，“我這個人很講究，帶一個男人出去，不是招來閑言碎語嗎？”

　　烏魯木齊比她想象的大，李桂英花了一個月時間也沒有走完所有的地方，兇手的信息更是杳如黃鶴。最后幾天，李桂英帶的錢快花光了，沒錢住賓館，就在一所大學的操場上睡了幾天。腳上的鞋子鞋底也快走掉了，啪啪拍打著腳底。她遇到一個好心人，送給她一雙鞋，穿著這雙鞋子回到了河南項城。而在伊犁的姐夫也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回到家里，已經是冬初，李桂英五個孩子，兩個讀初中，三個讀小學。李桂英離開家之前，把其中三個小的孩子寄養到了親戚家。

　　孩子要養，仇也要報。

　　在齊坡村村民眼里，李桂英過得很苦，拉扯這幾個孩子就不容易了，還要照顧地里的活兒，還要出門去找嫌疑人。

　　“我媽后來請了親戚幫我們管機床，她自己出去找嫌疑人，回家就日夜不停忙地里的活兒，到處跑著賣釘子。”李桂英的大兒子周周提起李桂英當年的經歷說，“我覺得在全中國沒有她這樣的女人。”

　　周周保留著一張李桂英十幾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李桂英臉頰結著傷疤，“那年冬天，釘子價錢高，她騎自行車到處推銷釘子，送貨，想趁著行情好多掙點錢，臉凍壞了。”

　　李桂英說，十幾年來，她無數次去項城市公安局，得到的回復是“我們沒閑著，一直在關注你這個案子，但是你要提供有效線索，我們不能撲空。”

　　在接受河南當地一家媒體采訪時，李桂英說，17年來，公檢法的大門我都快踏破了，我的辛酸，十馬車也拉不完。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認可李桂英的說法，但他表示“不能說李桂英說一個線索，我們就去抓人，我們的經費和警力都不夠。”

　　李桂英說，她理解公安局的難處，就自己出發去核實線索。十幾年間，她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但線索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給我線索，也有人給仇家報信。”李桂英說，就這樣的，她多次撲空。

　　轉機出現在2011年，李桂英無意中得到了一個新疆的手機號碼。

　　“因為以前聽說過他們在新疆，對新疆的號碼就很在意。”

　　“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新疆電話是齊金山的。”她把齊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門的追捕信息交給了新疆警方。

　　2011年3月的一天，新疆警方傳給李桂英一個視頻，視頻中，一個男子正在悠閑地蹺著二郎腿吃飯。李桂英一眼認出了是自己追尋十三年的齊金山。

　　2011年3月，齊金山歸案。

　　同樣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齊海營的電話，將線索提供給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齊海營歸案。

嫌犯改名后辦了新身份證

　　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發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齊金山和齊海營被抓獲的時候，姓名已經變成韓保成、齊好記。

　　李桂英說，她明白為什么這幾個人這么多年沒有追到了，他們擁有了新的身份。而她在追捕兇手的十幾年中，卻一直按照以前的信息打聽，“到一個地方，拿著十幾年前的照片，問著十幾年前的名字。”

　　直到今年九月，李桂英才知道，齊海營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頓鎮派出所辦過二代身份證。

　　李桂英查到了齊海營的戶口信息，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發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新京報記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戶口記錄上看到，齊海營身份證辦理時間是上午十一點，距離派出所下班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推測齊海營是在2000年周口地區人口普查的時候更換了身份信息。”而當地派出所的戶籍辦理人員，“因為工作量大，沒有注意到齊海營為在逃嫌疑犯。”

　　這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警方要對齊海營身份信息修改一事進行徹查，誰修改的，嚴厲追查誰的責任。

　　但李桂英對“工作量大”這個說法并不滿意。她質疑項城公安在為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1998年2月24日，你們公安局局長都對這五個人簽發了逮捕申請書，齊海營是逃犯，應該是重點監控對象，怎么可能會因為工作量大而沒有注意到，是不是齊海營在派出所有關系？”

　　在河南一家電視臺播放的采訪鏡頭中，項城市公安局信訪室工作人員回應李桂英說：戶口注銷和抓人是兩碼事啊。你自己查查誰給提供的(身份信息修改)條件，這我查不了。

　　2011年，齊金山落網的時候，他已經化名韓保成，而齊金山還用一個叫吾買爾江的身份辦理過一個手機號碼，這個號碼從2006年一直用到2011年。

　　關于齊金山吾買爾江的身份，新京報記者向新疆辦案警方求證，沒有得到回復。

　　而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齊闊軍，在網上追逃系統中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其身份處于真空狀態。項城市公安局回復新京報記者稱，“這可能是因為基層工作人員的疏忽造成的。”

　　為什么幾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過李桂英來提供線索，有的還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歸案，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說：“我們承認，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負責辦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辦案技術不行，才拖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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