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人口越多的國家，其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越多，房價也就越貴。但即便房價昂貴，中心城市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為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資源利用效率越高，創新力越旺盛，經濟發展就越好。美國大部分人口住在沿海城市，絕大多數創新都集中在硅谷、洛杉磯、紐約、西雅圖等幾個大都會，所以這些地方的房價貴是地區的產業和創新集聚效應的體現。即使硅谷的房價要比小城市高很多，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人才還是愿意到硅谷去。即使北京的房價遠高于二線城市，中國的媒體和文化的從業人員還是會聚集在北京。如果中國政府違背這個經濟規律，刻意阻止外地人流入大城市，就會削弱這種集聚效應。

　　我以前做個一個分析，按照一個國家總人口和最大城市規模的相關關系來分析世界各國的城市規模，中國的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明顯偏小。一億多人口的日本，它的最大城市東京有3700萬人口，5000萬人口的韓國，其最大城市首爾有1000多萬人口。作為十多億人口國家的最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按照正常的經濟規律，應該至少按照5000萬人口來規劃，才能夠把中國人口的規模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如果違背規律，強行限制大城市的發展，會導致各種問題：

　　嚴控大城市規模，會削弱創新力和拖累經濟

　　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為集聚效應，更多的高素質人口聚集在一起，就會有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并提升效率。就像我們不應刻意阻止年輕人創業一樣，也不應阻止年輕人去大城市實現自己的夢想。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升級的挑戰，尤其需要創新來推動，而大城市則是最具有創新經濟的引擎。如果戶籍控制和高房價不斷推升像華為、攜程這樣的高科技公司的人力成本，那中國的創新力將會被大幅削弱。現在中國幾乎各個行業都面臨產能過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資方向。對三四線城市的投資收益已經越來越低；唯有對一二線城市的投資還有比較高的回報率，在這些城市的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拉動內需和消化產能的良藥。

　　嚴控大城市規模，推高了房價

　　嚴控城市規模只能暫時減少需求，但是，這種減少需求的方式是違背經濟規律和不可持續的。相反，嚴控城市規模的政策使得很多城市的土地供應不足，反而推高了房價。正確的政策是通過增加供應和加大基礎設施投入來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實際上，中國的北京、上海和廣東都有充足的可開發的土地。北京和上海的建成區只有可開發面積的20%到30%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大約是上海的1/10，人口卻大約有上海的1/3，而且還是個花園城市。所以用北京和上海的土地做一個5000萬人口的城市規劃是綽綽有余的。千萬不要抱著地方割據式的“小農思維”來制定土地政策，在北京和上海留出耕地，反而去占用偏遠地區的耕地大力開發中小城鎮。從國家整體來看，這種做法嚴重浪費土地資源，降低土地使用效率。而且，由于一線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積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農村，這種地方割據式的土地政策更是大量浪費我國的耕地資源。從實證分析來看，增加土地供應對抑制房價是有效果的。這兩年，杭州和廣州的土地供應比較充足（相對于深圳、南京等城市來說），就比較好地抑制了房價的上漲。

　　嚴控大城市規模，會導致交通擁堵等各種城市病

　　嚴控大城市規模也體現在按完全違反經濟規律的人口規模來規劃城市。比如，北京的城市規劃曾一度按照800萬人口的規模來規劃，道路、地鐵、學校和醫院等設施嚴重不足，導致擁堵等各種城市病。如果按照5000萬人口規模來規劃，交通會比現在好得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有利于環境和公共交通的高效利用，只要規劃充足，“大城市病”完全可以解決。東京、紐約的中心地區的人口密度和規模都不亞于北京、上海，但這些城市很好地解決了城市的交通和環境問題。

　　嚴控城市規模，減少社會流動性，加大貧富差距

　　中國巨大的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地區和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包括戶籍政策在內的很多阻止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政策實際上加大了貧富差距。這樣的政策也不利于城市的發展，比如，把低技能人口都擋在城市以外，會推高城市里的各種服務成本。如果一個在華為或者攜程的工程師都雇不起保姆，必須自己做各種家務，其工作生活的效率和質量就會下降，也更加生不起二胎。雖然職業沒有貴賤之分，但經濟收入有高低不同。如果保姆在城市里租不起房子，不得不回到農村，只會更窮。的確，讓更多的人流入大城市會使得鄉村和小城鎮加速衰退，但是這正是減少貧富差距的必經之路。

　　高房價和城市教育投入不足導致低生育率，引發人口危機

　　世界上房價最高的東亞城市，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大城市的各種生活成本原本就很高，不算房價，每年撫養一個小孩的成本就要花費幾萬元。如果算上房價，多一個10平米的房間給小孩，就可能需要再要投入幾十萬元。這讓大城市的年輕人養不起更多的小孩。所以，除了通過大幅度擴大土地供給來抑制房價以外，政府還應該對多個小孩的家庭減稅并且給予入托、入幼和入學上的便利。攜程公司最近想在公司附近辦一個職工幼兒園，方便年輕媽媽上班，但卻遇到了種種政策上的障礙。高企的房價和育兒成本使得中國的一線城市的生育率不到1.0（平均每個婦女只生不到一個小孩），這意味著這些大城市里優秀的年輕人，平均2個人才只留下不到一個后代。未來隨著年輕人不斷流入中國的一二線城市，中國高素質年輕人的絕大部分將住在一二線城市（雖然一二線城市只占總人口的20%左右），如果這部分年輕人平均只生不到一個小孩，對于中國的未來將是一個災難。

　　總而言之，計劃生育時代我們錯誤地把人口作為負擔，現在已經后悔莫及，現在，繼續嚴控大城市規模，將再一次浪費我們的最大的優勢――人口的優勢，使得我們的大城市變得昂貴，擁堵和封閉。中國的大部分年輕人進不來，進來了也養不起小孩，有錢人大多選擇移民。人力資源數量和效率的降低將使中國停留在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反之，如果我們能夠及時糾正城市化的策略，把城市化的重點放回到大城市和人力資源的投入，我則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然而，要把這樣的人口規模優勢發揮出來，就必須把大城市建設成為規模最大、環境優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人才聚集地。雖然這些大城市中的中心稀缺地段將是世界上最貴的，但是由于城市規模龐大，在很多城市的副中心和衛星城卻還有比較合理的房價。到那時，這些城市不僅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也將會成為世界創新的中心。可以這么說，擁有適合生活和生養孩子的大城市是中國成為一個先進國家的前提條件。■

　　作者為“攜程旅行網”CEO兼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