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外盜墓第一高手"根據山河走勢和星辰可定位古墓

2016年4月3日，河南省安陽市，數百名瘋狂“挖寶族”趁無人看管連夜挖寶。

從全球范圍來看，文物流失的主要國家當中，希臘以地面古建筑和雕塑文物流失為主，埃及金字塔文物的保護形勢最為嚴峻，而中國地下文物面臨的威脅最大，因為中國“幾乎擁有盜墓者在全球古墓中所覬覦的一切東西”。

業內人士表示，中國、埃及、希臘文物流失均呈上升趨勢，而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幾乎都是盜墓所得，“想要富，挖古墓”，成為流行于文物盜掘圈的一句順口溜。

在一號特大盜掘案被審判的12個團伙里，二號團伙組織者馮杰在經過思想改造之后作這樣的反省：“我現在想說的就是，你們快救救地下文物吧，都說干盜墓這行的有十萬大軍，即便沒有這么多，至少也得幾萬人。”

針對文物盜掘案件持續高發且集團化趨勢，專家建議必須加強全國聯動，突破地域限制，對文物盜掘團伙進行無死角打擊，同時必須堵死犯罪分子的銷贓通道，才能有效地打擊涉文物犯罪。

盜掘盜銷日漸集團化

出土文物。成功盜掘文物之后，犯罪分子們的銷贓通道也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近幾年，隨著文物收藏在全國范圍內不斷升溫，盜墓手段正在日益專業化，盜掘盜銷日漸集團化、產業化甚至全球化。文物盜掘、倒賣的銷贓通道分布越來越廣，轉手越來越快。許多珍貴文物正在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國內和海外市場。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傳統通過“看風水”找古墓的辦法依然是盜墓分子使用較多的犯罪手段。在公安部督辦的2015年一號特大盜掘案的犯罪嫌疑人中，一號作案團伙頭目姚玉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6年4月14日，遼寧省朝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公安部部督2015一號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審判決。

“犯罪分子姚玉忠在確定古墓葬、遺址位置方面經驗豐富，甚至可以脫離羅盤儀的輔助，直接根據山脈河流走勢和日月星辰位置，對古墓葬、遺址進行大體的定位。”專案組民警介紹，姚玉忠在紅山文化盜掘“圈”里有著祖師爺級別的地位，人稱“關外第一高手”。

盜墓分子在“硬件”方面更是“武裝到了牙齒”。在“張獻忠稀世寶藏案”中，文物盜掘分子駕駛船只，身穿專業潛水設備對江底的珍貴文物進行盜掘。一號特大盜掘案中，有些犯罪分子甚至通過違法渠道雇用或購買先進的三維立體成像儀進行360度無死角探測，使盜墓作案時間更短，盜掘成功率更高。一些文保人員在看了盜墓分子的設備之后不禁感嘆：“盜墓人的裝備非常齊全，甚至比有些文保隊伍都強。”

記者了解到，成功盜掘文物之后，犯罪分子們的銷贓通道也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一號特大盜掘案中，犯罪嫌疑人鄧茂在盜得國家一級文物“玉豬龍”后，急于變現卻苦于沒有銷售渠道。這時在朝陽幫助編撰牛河梁考古報告的赤峰市敖漢旗博物館原副館長劉海文進入了他的視線。

52歲的劉海文從事考古工作已經30多年。“當時他給我看了玉豬龍的照片，并跟我說是個老頭放驢時撿到的，想出手。我就跟他建議說，最好是賣到博物館里面。”劉海文說。在劉海文被拘留期間，記者在看守所見到了他。他告訴記者，一般規模較小的公立博物館沒有錢買這么珍貴的文物，他建議鄧茂賣到私人博物館里，與個人的交易是在私下進行，神鬼不知；文物一旦進了私人博物館就基本不會再出來，少了許多后顧之憂。

可是，劉海文并不知道誰開私人博物館，于是便把這個玉豬龍的圖片掛在了“紅山文化收藏網”上面。沒幾天，一個網名為“紅小兵”的人便主動聯系劉海文詢問價格。劉海文和鄧茂商議后，向對方報出220萬元的價格。過了３個月，一個自稱“紅小兵”朋友的人找到劉海文，說天津有一個富商想開一個紅山文化博物館，想要這件玉豬龍。經過討價還價，最終天津富商以320萬的價格買走了玉豬龍。

“當時他們還問我是不是真的，我說肯定是。”劉海文承認，以他的身份對玉豬龍作出鑒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銷作用。

記者在網上搜索，并沒有發現劉海文所說的“紅山文化收藏網”。但在搜索結果中，在紅山文化網、華夏收藏網和盛世收藏網等網站，都可以看到有紅山文化玉器或者史前時期的玉器在公開拍賣。在中國紅山文化網的交易板塊，一件名為“中國紅山文化Ｃ型玉龍”的拍品標價為1600萬元，出售狀態為“已定”。

除了在網站上可以銷贓，近些年隨著網絡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許多網絡軟件也成為盜墓分子銷贓的“理想通道”。由于網絡軟件可以私聊、發圖片甚至共享位置，這些都使不法分子銷贓時隱蔽性更強。

據國家文物進出境審核遼寧管理處處長張桂蓮介紹，有些不法分子是直接在網絡上公開拍賣、兜售有出土文物明顯特征的文物，還有些則建立興趣組、微信群等形式，披著推廣收藏文化的外衣，暗地里進行倒賣文物的活動。

文物犯罪持續高發

涉文物犯罪相較于普通盜竊犯罪，有其自身特點：作案時間跨度長，作案地點偏遠，無人報案，線索難覓，犯罪分子難以抓捕等因素都給公安機關破案帶來較大難度。

因此近年來，文物盜掘案件持續高發。

2016年4月14日，遼寧省朝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公安部督辦2015年一號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下稱一號特大盜掘案）頭號主犯姚玉忠等22人作出一審判決。因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搶劫罪，倒賣文物罪，姚玉忠數罪并罰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至此，該院歷時一年兩個月的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案一審審理全部結束，共審理犯罪嫌疑人225名；打掉盜掘犯罪團伙12個；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級文物248件，二級文物142件，三級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該案無論是抓捕、審理人數還是追繳文物數量，都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數量之最，堪稱“共和國涉文物第一大案”。

在一號特大盜掘案收繳的文物當中，以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附近的文物最為珍貴。這處遺址位于遼寧省朝陽市的凌源市與建平縣交界處，在此發現了距今約5500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譽為“東方文明的新曙光”。

2015年9月15日，四川彭山“張獻忠稀世寶藏案”告捷，追繳回的珍貴文物包括金獅、金印、金冊子等此前“史料上有記載，沒有人見過”的珍貴文物。目前，彭山區公安局已以盜掘古文化遺址、倒賣文物罪刑拘了25人。如果收繳上來的文物被鑒定為真，那么《蜀難紀實》中記載的張獻忠千船沉銀將被證實。

2015年9月21日，24件甘肅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金飾片回歸中國，這是2015年回歸的第二批流失境外的大堡子山文物。大堡子山遺址于上世紀90年代遭盜掘，大量秦人文物流失海外。通常文物販子會將金器熔煉賣錢，這批文物有幸能保持原貌，實屬不易，對于我國研究秦朝的文化、工藝水平等都有極大價值。

亟須各方聯動“兩頭堵”

針對全國文物盜掘、倒賣案件多發的態勢，結合公安部門近年來打擊文物盜掘倒賣案件的成功經驗，業內人士建議，打擊涉文物犯罪必須全國聯動，提高全民文物保護意識，規范私人博物館管理，實現入口與出口的“兩頭堵”。

首先，實現打擊涉文物犯罪的全國聯動，突破一省一地的區劃限制是關鍵。涉文物犯罪團伙在全國范圍內都有分布且各地的犯罪團伙四處流竄，銷贓鏈條遍布全國。朝陽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超表示，以往偵辦的涉文物犯罪大多就事論事、就案辦案，在新形勢下，必須突破一地一域界限，形成全國一盤棋，上下聯動，多警種合作作戰、規模打擊，傳統手段與科技手段并用。否則，就難以奏效，甚至無功而返。

其次，主動出擊、專業培訓，改變打擊文物犯罪被動局面。雖然近年來公安部門對涉文物犯罪保持高壓打擊，但此類犯罪相較于普通盜竊犯罪，有著作案時間跨度長，作案地點偏遠，無人報案，線索難覓，犯罪分子難以抓捕等特點，破案難度較大。“我們賦予牛河梁文物保衛分局屬地管理權，使他們可以主動地對轄區進行巡邏，找線索，改變了過去有人報案才出警的被動局面，這為我們成功破獲本案提供了體制基礎。”李超說。

張桂蓮介紹，一號特大盜掘案有兩個特點：一是公安部門在收繳文物后，帶著犯罪嫌疑人指認現場，因此出土地點非常明確；二是文物組合關系清晰，對于考古鑒定具有重要意義。“這些都與公安干警結合既有較強主動性又有很強的專業性密不可分。”

第三，私人博物館管理亟待規范。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私人收藏尤其是私人博物館往往是涉文物犯罪分子最理想的銷贓目的地。私人博物館相對于傳統博物館具有透明度低、流通性差等特點，而且私人買家往往對物品來源并不深究，這些對于文物犯罪分子們來說都很“對胃口”。目前，我國對于博物館尤其是私人博物館收藏文物無明確的法律界定。因此，必須對私人博物館實行更加嚴格的準入制度，從終點控制涉文物犯罪。也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對來源不明的文物私人博物館禁止收藏，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

第四，加強宣傳，提高全民文物保護意識。目前我國民眾保護文物意識不強，令人擔憂。“有的文物愛好者瓦片、石塊也收，老百姓一看能賣錢就挖，這就把我們的遺址都給破壞了。還有的藏寶節目為了博人眼球，對文物進行失實估價的現象也很危險。”遼寧省文物局專家組組長郭大順說，另外一些宣傳所謂盜墓文化小說的熱銷也讓許多年輕人誤入歧途，公安部門和文化部門應該對藏寶類節目和盜墓小說進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