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受傷倒地兩名小學生出手扶人引熱議

　　專家建議建立見義勇為全國統一認定制度

　　近日，來自山東省濟南市的兩名小學生發現一名老人騎電瓶車倒地，頭部開放性傷口出血，二人分工協作扶人扶車，直到救護車和警察到達才離開。

　　這兩名小學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受到廣泛贊譽。與此同時，持續觀望不敢靠近的周邊群眾，被網友吐槽。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不敢救助”的原因，既有集體行動困境，又有怕卷入糾紛的后顧之憂。因此，科學、規范、高效的見義勇為全國統一認定制度以及權威、規范的見義勇為統一榮譽體系亟待構建。

　　歸途偶遇老人摔倒

　　兩名學生積極作為

　　山東省濟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學校長陳莉近日收到轄區派出所警官的一條信息。

　　原來，3月5日下午放學后，解放路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展紫雯和王子赫，在放學路上發現一名老人騎電瓶車倒地，頭部開放性傷口出血，周邊群眾觀望不敢靠近。

　　他們二人沒有猶豫，連忙上前將老人和電瓶車扶起，詢問老人傷情，并把散落在旁邊的面條拾起放在車上鎖好，隨后從路邊攔截一輛出租車想把老人送至中心醫院救治，但老人堅持不肯上車。與熱心群眾一起，他們二人又分工協作，一人陪伴照顧老人，一人到中心醫院急診求助，直到路人撥打電話叫來的救護車和警察到達，才默默離開。

　　事后，民警詢問他們為何敢上前救助老人，不怕被冤枉誤解嗎，展紫雯和王子赫都說：“學校老師教育我們，要勇敢的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尊老愛幼，只要是正義善良的，學校老師和家庭都會是我們堅強的后盾。”

　　這起事件中，不敢靠近的路人顯得格格不入。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鋒看來，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離松散，注重個體，崇尚自我發展。但也不能僅僅責怪路人變得“冷漠”，因為確實存在扶起老人卻“被反咬一口”的情況。同時，媒體的報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人們對“扶不扶”問題產生了更多的顧慮。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見義勇為研究課題組成員李家琛評價，人生難免遇到危險情境，此時路人手里的“黃金數分鐘”是挽救生命的關鍵稻草，見義勇為成為風氣，會使每個人的社會生活多出一份能扭轉局勢的安全保障。“見危不救”消磨人際信任，使每個人都可能錯過“最后的機會”。

　　對于這種“不敢救助”心理背后的邏輯，李家琛分析，既有集體行動困境，如“搭便車”“公地悲劇”等，又有怕卷入糾紛的后顧之憂。近些年來，高昂的“良心代價”是諸多人際冷漠、英雄寒心事件的突出原因。

　　破除集體行動困境

　　營造良好社會風氣

　　值得深思的是，“扶不起”的事件仍在發生。

　　近期，某地一路口處，一名老人摔倒在地上。經過的學生見狀立即扶起老人，然后打電話給自己的家長，送老人去醫院，并且墊付5000元醫療費。但是老人和家屬卻拒絕退還學生家長的錢，認為老人摔倒是學生的責任。學生家長只能求助于交警，最后交警出具責任認定書，老人負事故全部責任。

　　“從法律層面來看，近些年我們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法律要凸顯良法善治、凸顯善的價值，但是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執行層面確實存在很多缺陷。”支振鋒認為，對待這樣的事件要保持中立，證據不足時不能隨意下定論。法律和人們的社會認知、情感認知是存在距離的，這種距離感很難解決人們的心理落差和錯位。對于提供幫助者是雙重的心理沖擊，一方面，幫助他人卻要提供證據證明自己幫助了他人，會產生“不被信任感”；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幫助者拿不出證據，他們則需要賠償，這很不公平。

　　同時，支振鋒補充說，在進行司法裁判時，需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是在沒有目擊證人、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建議法律要體現社會的價值導向，在作司法裁判時要符合主流價值觀，法官不能朝著背離社會良善、非主流的價值觀的方向進行推斷”。

　　在李家琛看來，現在的問題不是“是否還存在不敢救助”，而是“為何這一問題在各地反復出現還未得到根本性扭轉”。破除集體行動困境、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國家”的意義體現，也是我國的制度優勢。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其中加強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保障是內在要求。

　　“要營造積極健康的制度環境，使做好事容易且安全、做壞事困難且成本高昂，每個人可以放心地釋放人際善意，增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李家琛建議，具體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降低見義勇為成本并提供必要激勵，要著眼于見義勇為者在整個環節中的各個需求，例如日常救助技能宣教、醫療救治綠色通道、執法司法情節重視、榮譽獎勵匹配務實、致殘犧牲社會保障，此外還離不開其他社會主體對見義勇為的“間接參與”，如用人單位誤工諒解、目擊證人仗義執言等；二是增加被救助者誣陷訛詐的道德與法律代價，誣陷訛詐極易引起社會見危不救的“寒蟬效應”，不能讓誣陷訛詐成為無成本的投機行為，反倒使出手相助者陷入證明清白的繁重糾紛。

　　完善風險承擔機制

　　明確緊急救治制度

　　2020年9月，“男子發病兩名醫學生施救無效痛哭”引發社會關注。從網絡上流傳的視頻來看，湖南常德火車站內，兩名年輕女生跪地對一倒地男子進行心肺復蘇與人工呼吸。救護車到來后，兩名女生在離開的瞬間，忍不住淚流滿面。不幸的是，該男子經搶救無效離世。

　　視頻中跪地施救的兩名女生系成都中醫藥大學眼科學院研究生。這段救人的視頻在網上傳播后，不少人安慰兩位救人的女孩：“你們盡力了，別自責，好樣的。”然而也有網友發布惡評，稱兩個女孩子沒有行醫資格，沒有資格施救。

　　對此，有評論直言，針對見義勇為行為的造謠者應受到相應懲罰。

　　上述事件再次讓“如何化解見義勇為者遭遇的各類困境”這一問題曝光。支振鋒提出，要化解這樣的困境，除了在道德上倡導見義勇為行為之外，也要明確風險承擔機制，相關部門應明確相應緊急救治制度，進而推動救治過程更規范。

　　“目前亟須構建科學、規范、高效的見義勇為全國統一認定制度，構建權威、規范的見義勇為統一榮譽體系，以制度保障弘揚見義勇為精神，切實改進新時代見義勇為評選表彰工作，大力加強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工作。各省市是有見義勇為的統一榮譽體系的，但是全國還未形成統一認定制度。”支振鋒說。

　　李家琛也表示，全國統一的認定制度和統一的榮譽制度，可以確保同樣的義舉得到同等的認可和保障，有助于營造見義勇為的國家氛圍。在認定制度上，要做到標準科學公正、程序透明高效、申訴機制完善；在榮譽制度上，可以考慮統一全國榮譽稱號與標準，采取增強榮譽稱號純潔性和權威性的措施。

　　2012年，民政部聯合教育部、公安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衛生部制定《關于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

　　對于這部國家層面首個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規范性文件，李家琛評價，其中有對見義勇為人員緊急救治的特殊規定，“但該文件位階效力有限，內容概括，地方實施情況參差不齊。有必要將緊急救治制度納入見義勇為的專門保障法中，由職責部門出臺具體的實施辦法，重點解決收治流程和經費來源問題”。（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