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福建考察。這是24日下午，習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考察時，向游客和市民招手致意。 　　新華社發

2001年4月，習近平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考察。 　　資料圖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福建考察。這是22日下午，習近平在南平武夷山朱熹園考察時，向游客招手致意。 　　新華社發

1997年6月30日，習近平出席林則徐出生地、故居、紀念館等修復竣工儀式。 　　資料圖片

1990年6月8日，習近平在福州華林寺調研。 　　資料圖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福建考察。這是24日下午，習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參觀嚴復故居。 　　新華社發

“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我們今天的成功道路。”2021年仲春時節，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福建，第一站就來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地武夷山，觀蒼崖碧澗，眺層巒疊翠，研朱子理學，感慨而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殷殷話語，重若千鈞！

早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就對福建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以及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傾注了巨大心力——

在廈門，主持編制《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開啟了科學保護鼓浪嶼的新篇章；

在福州，為保護以三坊七巷為代表的福州古厝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保護城市文脈的制度性安排；

在省里，積極協調推動武夷山申報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有關工作，實現了福建世界遺產零的突破；治理木蘭溪，讓千年農業灌溉工程煥發新的生機；從炸藥包下搶救文化遺產，使“南方周口店”三明萬壽巖遺址幸免于被摧毀；積極推動福建土樓申報世遺；積極研究、推動“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

習近平對文化遺產保護及其與發展經濟、城市建設之間關系的思考，高屋建瓴，振聾發聵，閃耀著思想的光輝——

“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文物是歷史的見證，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歷史；文物是珍貴的不可再生資源，保護文物就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當流連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汲取這一片熱土璀璨文明的豐厚滋養，踏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征途，仿佛能感受到這聲音穿越時空，直抵心扉。

第一篇章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與“魂”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國近代史。”

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晉，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存完整，是中國都市為數不多的“里坊制度活化石”。

這里物華天寶，面積僅39公頃卻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有15處，被稱為“明清建筑博物館”。

這里人杰地靈，走出了林則徐、嚴復、沈葆楨、陳寶琛、林覺民、冰心等燦若繁星的風流人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2021年3月2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期間到訪三坊七巷，聽取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護修復等情況介紹，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參觀嚴復故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歷史和文脈。對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區要有珍愛之心、尊崇之心。

歲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脈悠悠。當年，正是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重視和推動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壞，一大批歷史文物古跡保留至今。

一場搶救林覺民故居的緊急行動，一系列包括“四個一”機制在內的創新之舉，揭開了福州文物保護事業的嶄新一頁，為這座有著2200多年歷史的美麗古城保住了文脈、留住了鄉愁。

2002年4月，時任省長習近平欣然為知名學者、福州市文物局原局長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書作序：“發展經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同樣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二者同等重要。”

正因為較好地處理了“古與今”的關系，福州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發展中得到保護，在保護中得到了發展”，正煥發愈加奪目的時代光彩。

緊急行動保護林覺民故居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與楊橋路交匯處，歷經百年滄桑的林覺民故居靜立于繁華鬧市之中，門前矗立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福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

往來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塊市文物保護碑上，曾出現過一個臉盆大的“拆”字。

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僅走出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1911年5月，林覺民在廣州英勇就義。消息傳到福州，林家人為逃避清兵的追殺，躲到福州遠郊，將此宅賣給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先生小時候曾在此生活多年。

1983年8月，林覺民故居被確定為福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然而，沒過幾年，一場風波降臨。

1989年，福州市有關部門批準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拆除林覺民故居部分建筑，準備建設商品房。當時在一家集體所有制印刷廠工作、熱心文保事業的鼓樓區政協委員李厚威投書《福州晚報》“建議完整保留林覺民故居”，但不久有關部門還是決定按計劃拆除。

時不我待。福州市政協委員張傳興也寫信給剛到任不久的市委書記習近平，并撰文《林覺民、謝冰心故居不容再拆》，發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報》，指出“如此不顧社會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習近平看到來信后，立即讓福州市文管會核實，同時要求有關部門暫緩拆遷。1991年1月27日，他又作出批示，要求市委辦核實情況。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覺民故居召開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習近平親自主持。到會同志視察了林覺民故居、黃巷、衣錦坊以及琉球館等，并就加強文物工作進行了討論。

時任福州市文管會常務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館館長黃啟權參加了會議。在林覺民故居二進大廳廊前，習近平問黃啟權：“老黃，這里是不是林覺民故居？”

黃啟權回答：“對，我們站的地方就是林覺民故居的大廳。”

“好，我們就決定把它保護下來，進行修繕。”習近平的話語很簡潔。

在會上，習近平說：“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要在我們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后代。”

會議議定了1991年福州市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需要辦好的七件實事，其中第三件即為“立即動手修復林覺民故居，作為辛亥革命紀念館開放”。

當年5月31日，故居修繕工程動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復80周年紀念日當天，林覺民故居修繕完成，并辟為福州市辛亥革命紀念館對外開放。

一直為保護林覺民故居奔走的李厚威，也由工廠調入林覺民紀念館工作，后來擔任館長。

“開館當天，習近平同志除了參加剪彩儀式，還親自給省外客人當起了講解員。開館一個月內，他三次來館了解觀眾反應，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回憶說。

“四個一”機制惠及長遠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保護文化遺產，既需要行動，也需要制度和法治保障。

1991年3月1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以下簡稱“現場辦公會”），不僅改變了林覺民故居的命運，也建立了惠及長遠的“四個一”機制。

“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了林覺民故居的保護和修繕問題，還確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遺址的保護辦法：今后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文物主管部門報經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時，還確定了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辦好7件實事，包括制定《福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加強文物管理部門的力量等。”黃啟權回憶說。

正是由這7件實事衍生出“四個一”，以及一系列給力福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創新之舉。

“一個局”——“現場辦公會”確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增加事業編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進一步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會議議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機構，在機構改革中考慮設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為市直二級局，人財物相對獨立，定編20人。

“當時，省里和各個地市都沒有專門的文物管理部門。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還早，在全國同類城市中也算比較早的。”1997年擔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長的王培倫接受訪問時說。

“一個隊”——“現場辦公會”明確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隊。1991年6月，考古隊正式成立，定編8人。這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進一步做好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0年來，福州市考古隊在多個考古領域特別是中國水下考古領域，創下輝煌業績。平潭“碗礁一號”“南海一號”沉船遺址等水下考古發掘工作，他們都作為骨干力量參與，考古成果豐碩。

“一顆印”——“現場辦公會”提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中的現有使用單位，都要與文物主管部門簽訂‘使用保證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從1992年開始，城建項目立項時需要征求文物部門的意見，加蓋市文管會（后改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蓋規劃建設部門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門的一顆印，保護文物的主動性大大加強了，建設性破壞的可能性盡量避免和減少了。”黃啟權說。

“一百萬元”——過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繕經費只是從城市維護費中列支8萬元，“現場辦公會”議定，從那一年開始，此項費用每年市財政撥款100萬元，以后逐年增加。這筆錢，在當時不是小數目。

除了“四個一”機制，“現場辦公會”還催生了一項創舉——“福州瓷牌”。

順著文儒坊的石板路，尋至大光里北側8號，坐落著福州“首屈一指的詩樓”，斑駁的紅木門上掛著一塊搪瓷銘牌——“福州市名人故居·陳衍故居”，落款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這塊銘牌用搪瓷燒制而成，不懼風雨，昭示著這座樓房的身份。上世紀90年代初，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不如現今強烈，福州市創新探索出掛“福州瓷牌”保護歷史建筑的做法，在當時尚屬全國首創。

正是在“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提出，在全市開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對全市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全部掛牌立碑，名人故居、遺址采取多種形式掛牌，并一律建立檔案。

1991年3月12日，在省市人大代表視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饋會上，福州市正式決定用市政府掛牌形式從速保護一批名人故居。

1991年9月，經調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處市區名人故居，比照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予以掛牌保護。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從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這64處名人故居全部掛上了搪瓷燒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銘牌，包括陳衍故居、陳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

30年過去，這些故居有的已經升格為文物保護單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義得到妥善保護，門前依然掛著獨具時代特色的搪瓷銘牌，經歷風雨，見證歷史。

1991年“現場辦公會”確定的不僅是一件件具體實事，還有惠及長遠的機制舉措，那就是：抓緊制訂《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制定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兩個保護規劃。

《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從1989年4月開始起草，“現場辦公會”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馬上加緊制訂。1995年10月27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習近平主持召開福州市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條例》；1997年1月23日，經福建省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批準；1997年2月4日，由福州市人大常委會頒布施行。

這個條例的制訂和施行，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領域也是率先之舉。

注重精神血脈的賡續傳承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傾力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其旨歸不僅是重視保存歷史遺跡，也是弘揚民族文化、賡續精神血脈。保護林則徐系列遺跡，就是典型代表。

福州是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驅林則徐的故鄉，是他出生、求學、成長以及晚年退養之地，這里留下了一系列與他相關的珍貴遺跡。

不過由于歷史原因，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林則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紀念館在內的系列遺跡，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年久失修、房舍被侵占等突出問題。省政協委員陳以強等多位有識之士為此奔走呼吁多年。

1990年5月，《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發表《林則徐故居及墓地現狀》，反映了保護林則徐遺跡存在的問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福州市政府立即進行了調查，在實地調查研究和核對文物普查材料的基礎上，對保護和修復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出生地、林則徐墓等遺跡提出初步意見。

1991年7月，習近平在有關匯報材料上批示：抓緊修復林則徐故居及做好墓地開放。此后，在福州市委常委會等場合，他又多次研究此項工作。如1995年5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林則徐誕辰210周年紀念活動及林則徐遺跡修復等事宜。

1996年2月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林則徐系列遺跡修復、充實工作，決定成立林則徐系列遺跡保護、開發領導小組，同意紀念館、故居、出生地作為福州市文物局的下屬單位，歸市文物局統一管理。

這次會議還議定收回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營司巷的林則徐出生地。當時，林則徐出生地所在地塊已經出讓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他們計劃興建高級商住樓。

這次會議后，福州市有關部門迅速與開發商協商，以1200萬元的補償收回了這塊地。同時，省長基金下撥200萬元，林則徐基金會協助籌資400萬元，大力支持林則徐出生地的修復工作。

1996年3月31日，林則徐出生地暨幼年讀書處修復工程開工典禮舉行。1997年6月30日，修復竣工并對外開放。

“開工和竣工兩次儀式，習近平同志都親自參加了。”時任福州市副市長、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也是林則徐后裔的林強說。

與此同時，位于鼓樓區文藻山路的林則徐故居也逐步完成被占用房舍清退、拆遷等工作。2003年5月，一期修復“七十二峰樓”工程動工，當年8月竣工。2015年8月，林則徐故居二期修繕工程啟動，目前正在有序進行中。

習近平為何對林則徐系列遺跡的修復保護如此重視？這源于他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

1990年6月18日，到任福州月余的習近平就到林則徐紀念館瞻仰、調研。

1995年6月3日，林則徐銅像在福州南大門——白湖亭豎立。在揭幕儀式上，習近平滿懷深情地說：“今天我們故鄉人民豎立起林則徐銅像，就是為了激勵自己，教育后人，讓在林則徐身上體現出來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永遠發揚光大。”

同年8月24日，在福州市紀念林則徐誕辰21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提出，我們要“繼承、發揚林則徐堅貞不渝的愛國精神和氣貫長虹的民族正氣，學習他清廉剛正的高尚風范，學習他‘開眼看世界’的開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后，習近平多次提到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林則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自勉聯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今已成為福州的城市精神。

彪炳中國近代史的福州籍先賢，除了林則徐，還有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

2021年3月2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到訪三坊七巷，在郎官巷的嚴復故居駐足良久。“嚴謹治學，首倡變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故居墻上，習近平在閩工作期間所作題詞清晰有力。

嚴復晚年最后一段時光是在郎官巷20號的宅子（現為嚴復故居）里度過的，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此。

面對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嚴復積極倡導變法維新，譯介《天演論》等西方政治經濟學、社會學著作，闡發救亡圖存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嚴復在轉型時代發出的啟蒙強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國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及福州工作期間，十分重視嚴復思想的研究和弘揚。1993年至2001年，福州及福建先后5次召開嚴復學術研討會，習近平十分重視，關心會議籌備情況、出席大會發表講話、會見專家學者和嚴復后裔、為論文集撰寫序言……

1997年12月，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主辦了“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為研討會題詞：嚴謹治學，首倡變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

2001年，是嚴復逝世80周年。當年11月，福建省政協、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等牽頭召開紀念嚴復逝世80周年學術研討會，并匯編論文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親自擔任主編，并寫了序言，對嚴復的愛國情懷和啟蒙思想給予高度評價：“嚴復的這些譯著和評論，在當時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統治下的舊中國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嚴復的科學與愛國思想仍不過時。”

推動“福建土樓”申遺

在福建，獨具特色的土樓是最能體現傳統文化的建筑之一。

1986年，國家郵電部發行了一套“中國民居”郵票，展示全國各地最具特色的民居，其中，代表福建民居的是一座環環相連的精美土樓，這取自龍巖市永定縣（后改為永定區）聞名遐邇的承啟樓。

像這樣的土樓，建于15至20世紀期間，遍布龍巖永定及漳州南靖、華安等地。這些最初為了防御而建造在水稻、茶葉和煙草田間的土樓，內沿為圓形或方形，中央是開放式庭院，只有一個入口，每座土樓最多可供800人居住。作為以土作墻而建造起來聚族而居的大型建筑，常常被稱為“家族的小王國”或“繁華的小城市”。

福建土樓的形成與歷史上中原漢人幾次著名大遷徙相關，承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土樓中，發人深省的楹聯匾額，與樓共存的私塾學堂，教化育人的壁畫彩繪，無不激蕩著歷朝歷代土樓人家“修身齊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

走進土樓，人們可以感受到居住在其中的人對倫理道德的崇尚，他們忠君愛國，敬宗睦族，崇文重教，勤儉耕讀，刻苦耐勞，平等相待，熱情好客。同時，土樓蘊含著同宗血緣凝聚力，一座土樓就是一個家族的凝聚中心。

1998年起，永定、南靖兩個縣都啟動了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后來，華安縣也加入到土樓申遺行列。

龍巖、漳州兩地對土樓申遺的“署名權”——到底是叫“客家土樓”還是“閩南土樓”，各執一詞。

時任福建省副省長，同時也是學者的汪毅夫回憶，當時，有些領導和專家認為，無論以客家土樓還是以閩南土樓為主體進行申遺，文化上的意義都較為狹隘，是難以申報成功的。

因為這是一個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權”問題，各方爭論不已，誰都不愿意作出妥協。

“筆墨官司”打到了時任省長習近平那里。2000年4月3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省長辦公會議，研究了土樓申遺有關問題。

時任副省長潘心城回憶：“習近平同志說，福建到處都有土樓，現在整個福建的土樓都要申報世界遺產，我們就稱為福建土樓，這樣八閩大地都有份。大家覺得習近平同志說得有理有據，又顧全大局，紛紛表示同意。”

這次會議確定了申遺的“福建土樓”范圍為“兩片一線”，即永定縣湖坑鎮、下洋鎮、高頭鎮，南靖縣書洋鄉、梅林鄉，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等。會議還決定成立福建土樓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領導小組。

后來，福建省政府正式確定由永定、南靖、華安三縣的“六群四樓”共46座土樓，以“福建土樓”的名義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名正則言順。解決了申遺名稱爭議之后，龍巖、漳州兩地齊心協力，加快土樓保護、環境整治提升等工作，福建土樓申遺進入快車道。

2008年7月7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的第32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福建土樓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我省第2個、中國第36個世界遺產。

“土樓以其建筑傳統和功能作為典型范例被列入，它體現了一種特定類型的公共生活和防御組織，并且體現了人類居住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世界遺產委員會對福建土樓如是評價。

十年申遺，幾代接力，一朝夢圓，八閩大地又多了一張世界級名片。

在省長任上，習近平在抓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時關心過問土樓的保護和利用情況。

2001年10月11日—12日，習近平結合全國人大、省人大代表視察活動，深入永定縣調研，先后視察了棉花灘水電站建設工地、龍湖風景區等地。

在談到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時，習近平特地提到了土樓資源。他說，龍巖的旅游資源開發超前了，這很好。龍湖要建成生態旅游區，進一步完善整體規劃，高標準、高質量地建設好龍湖，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防止造成旅游污染和生產性水資源污染。永定有世界級旅游品牌資源——客家土樓，要做好“東有客家土樓，西有龍湖”的旅游文章，加快發展，增強經濟發展后勁。

如今，永定已經形成“東樓西湖”大旅游發展格局：東邊，世遺土樓，每年吸引海內外無數賓客，尋奇探幽；西邊，龍湖風景區已成為國家水利風景區、省級旅游經濟開發區，湖域面積65平方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東樓西湖”交相輝映，全域旅游發展紅紅火火。

第二篇章

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提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此后，他在一系列重大場合闡述“文明交流互鑒”主張，其內涵不斷豐富，影響不斷擴大。

世界文化遺產如今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發展世界文化遺產事業的目標不再是單純的文化遺產保護，而是要推動文明對話，保護文化多樣性，助力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在閩工作期間，身體力行展開了一系列保護文化遺產、推動文化走出去、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實踐。

呵護百年海上明珠

中國近代史上，鼓浪嶼，這座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島曾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19世紀中期廈門開放為通商口岸后，本國居民、歸國華僑、其他國居民匯聚于此，島上先后建起千棟風格各異的建筑，文學、藝術、教育繁盛一時。它是“萬國建筑博物館”，是“鋼琴之島”，也是“女王皇冠上的寶石”。

行走鼓浪嶼，你能品味老建筑散發出的閩南韻味、南洋氣息和歐陸風情，然而你更不能忽略的，是誕生于這些老建筑之中的、值得代代銘記的歷史。

這里曾是古老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徐繼畬從僑居于此的傳教士雅裨理手中獲得素材，編著了《瀛寰志略》。這里曾是開風氣之先的國際社區，島上的幼兒早在1898年便有機會接受蒙臺梭利教育；林語堂、林巧稚、周淑安……完備的教育設施、中西融匯的教育理念讓鼓浪嶼上名人輩出、星光熠熠。

這顆閃亮的寶石，卻一度蒙塵。

1986年的一天，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習近平在鼓浪嶼剛作完一場報告，走出大廳，時任廈門市博物館館長、負責八卦樓修復工作的龔潔拉住了他。

“副市長同志，請您參觀一下八卦樓。”龔潔發出邀請。

“好啊！”習近平答應得很干脆。

興建于1907年的八卦樓，是鼓浪嶼上的地標建筑之一，20世紀60年代后被用作電容器廠廠房。1983年，廈門市委和市政府決定在此建設博物館。前來探訪的龔潔看到，樓里被三個單位切割成“盤絲洞”，地下室住著10多戶人家，走上幾步，樓板還跟著顫抖……

習近平來到八卦樓，在院落轉了一圈。

龔潔說：“還有樓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習近平馬上說。“缺多少？”他邊走邊問。

“30萬元。”

“明天來拿。”

彼時，廈門到處都要發展、到處都缺資金。對于八卦樓的維修，廈門市之前籌措了50萬元，國家文物局下撥了48萬元，但很快就不夠用了。習近平批下的30萬元，十分珍貴。

龔潔至今難掩激動，“就是這么干脆，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最緊張最困難的時候，他撥出的這30萬元，徹底扭轉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運！”

整修后的八卦樓，紅色大穹頂格外顯眼，如今是國內唯一、世界最大的風琴博物館，在后來申遺過程中，成為鼓浪嶼文化遺產的核心要素之一。

1986年8月，習近平牽頭編制《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特別做了一個附件報告——《鼓浪嶼的社會文化價值及其旅游開發利用》，對于鼓浪嶼的價值進行了分析：

考慮到我國城市和風景區的建設中，能夠把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十分和諧地結合在一起者為數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視鼓浪嶼為國家的一個瑰寶，并在這個高度上統一規劃其建設和保護。

“國之瑰寶”！這座小島，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和八卦樓一樣，當時的鼓浪嶼正面臨著一些十分緊迫的問題：自然景觀遭到擠占、蠶食、侵吞和分割；人文景觀衰退速度也在加快。

保護鼓浪嶼，迫在眉睫！

為此，《鼓浪嶼的社會文化價值及其旅游開發利用》報告提出，“我們亟需有一個統管整體和全局的統一規劃”，并建議“鼓浪嶼還應有這么一種政策規定，即島內各種建設、擴建、改建、翻修、拆建都要經過一定手續，經統一管理部門審查批準后方能實施，而審查內容應包括功能、外形、體量、結構、色調、風格及其與周圍環境是否協調或有否產生其他不利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在廈門市旅游局工作、曾參與《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編制的彭一萬說，習近平同志為大家打開全新思路，不僅限于風貌建筑，更用全局眼光進行全島保護，包括島上的一草一木與歷史人文資源。

2001年9月底，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再度登島。旅游時代的鼓浪嶼，如何保護與傳承文脈？他提出新的思考——鼓浪嶼至少有四個特點可以大做文章，即風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島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2002年6月14日，習近平到廈門調研，又登臨鼓浪嶼，看著眼前百年風華的小島，詩意地指出鼓浪嶼是“女王皇冠上的寶石”，強調要把鼓浪嶼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廈門經濟特區鼓浪嶼歷史風貌建筑保護條例》《鼓浪嶼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規劃》《廈門經濟特區鼓浪嶼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秉承著當年的戰略規劃，一系列法規措施應運而生、相繼出臺，嚴格保護著全島931處歷史風貌建筑和183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8年，鼓浪嶼正式啟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2012年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

2017年7月8日，在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52個世界遺產項目（第36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

“鼓浪嶼突出地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在各個方面的廣泛交流，保存完好的歷史遺跡真實且完整地記錄了其曲折的發展進程和生動的風格變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變革時代的歷史。”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鼓浪嶼見證了世界不同文化和價值觀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發展的歷史，為中國和其他地區不同文化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參考。

欣聞鼓浪嶼申遺成功，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精心守護好，讓歷史文脈更好地傳承下去。”

留存千載絲路印記

如果說百年鼓浪嶼是福建文明交流史上一段濃墨重彩的華章，那么與廈門緊鄰的泉州，則見證了千年來多種文明包容互鑒的恒久力量。

每年春天，泉州滿城遍植的刺桐樹樹冠上就會綴滿紅花，遠望似火，泉州也因此別稱“刺桐城”。作為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貨倉”，泉州刺桐港曾與世界近百個國家保持著海上貿易，外國商人從泉州帶走了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也帶來了世界各地的奇珍異貨和豐富多元的文化。

1991年2月16日，作為泉州港重要組成部分的九日山，迎來了來自非洲、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員30多人。

歷史上，九日山前的梁安港古渡，一江晉水浩蕩東去，波通外海。在原九日山文管所所長胡家其的講述下，一幅官方祈風祭典的歷史畫卷漸漸展開：“當時只能憑風遠洋，中外商船，夏御東南風而來，冬乘西北風出海。官府為迎送蕃商首領，鼓勵來泉貿易，每年舉行祈風祭典，敬祭海神，向通遠王祈求賜風。”

在“山中無石不刻字”的九日山，考察隊員留下一方英文石刻：“作為朝圣者，我們既重溫這古老的祈禱，也帶來了各國人民和平的信息，這也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研究項目的最終目的。為此，特留下這塊象征友誼與對話的石刻。”

泉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

福建省歌舞劇院以此為主題，編排了舞劇《絲海簫音》。舞劇推出后，反響很好。沒想到，有一位觀眾，觀看演出后一直惦記于心，并在20多年后，促成了這出舞劇的改編。

這位觀眾，是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

2014年5月，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簡稱“亞信峰會”）在上海召開。對峰會上表演的文藝節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能少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元素，建議籌備組進行補充。他還特地提到，23年前曾在福州看過舞劇《絲海簫音》。

“很快，我們就接到了通知，以《絲海簫音》為母版，新編《絲路夢尋·海》，準備亮相上海。”福建省歌舞劇院原編導、《絲海簫音》主創人員之一吳玲紅記憶猶新。

經過緊張排練，2014年5月20日，《絲路夢尋·海》作為“亞信峰會”的開場歌舞，登上了國際舞臺！

此后，福建省歌舞劇院在《絲海簫音》基礎上，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重新創排了大型舞劇《絲海夢尋》。

2014年8月，《絲海夢尋》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成功上演，2015年2月和4月，又先后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和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會議廳上演。

當代的故事由今人演繹，先民的故事則透過文化遺產娓娓道來。留住共同記憶，勢在必行。

2001年4月20日，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到泉州調研，考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中國古代船舶發展史陳列館的進展時，明確表示，“像這種有特色、有意義的項目應該大力支持”。

2001年11月12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省長辦公會議，研究省文化廳提出的關于“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方案，同意以省人民政府名義向國家文物局提出申請，同意成立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領導小組。

此前，省文化廳作了一份可行性報告，提出泉州作為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許多文化遺跡與海上絲綢之路息息相關。這些文化遺跡完整展現了長期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古代中國，在其海洋文明發展高峰時期的航運設施水平、文化交流與港口城市的建設情況。同時，體現了古泉州作為宋元時期東方重要港口城市的歷史地位，從不同角度勾勒出10至14世紀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繁盛圖景。

2002年6月，習近平再赴泉州市調研時，對泉州市請求省政府支持的事項作了議定，同意由省財政給予泉州市財力補助，要求泉州市抓緊做好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

如今，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如同一艘遠航歸來的海船，靜靜停靠在泉州東湖邊。館內，國內發現年代最早、體量最大的宋代海船，數百方宋元時期的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各個年代的外銷陶瓷器，以及數量繁多的反映海外民俗文化的器物……展示了中國古代海洋交通、航海科技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講述了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互融共生的歷史故事。每年2場以上的外展，則讓更多的觀眾領略了悠久而燦爛的中華海洋文明。

雖然元末明初的戰亂和明清兩朝的海禁，讓泉州港盛景不復，但融入血脈的文化烙印，卻永久改變了泉州城的面貌。

福建最古老的佛寺開元寺里，婆羅門教的塔、印度教圖案的柱、獅身人面的臺基、飛天樂伎的翅膀……這些細節講述著來自海外異國的傳說。涂門街上，充滿異域風情的清凈寺，雖地處鬧市，卻古樸幽靜；抬眼望去，就是飛檐翹角的關帝廟，不遠處有一座供奉“海上女神”媽祖的天后宮……面朝大海的城市里，人們胸懷像大海，征程向大海，兼容并蓄、愛拼會贏。

2019年10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金奈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晤時提出，支持中國福建省和泰米爾納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城建立友好省城關系，譜寫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

2017年1月，國務院確定“古泉州（刺桐）史跡”作為我國2018年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2018年6月29日，第42屆世界遺產大會決定將“古泉州（刺桐）史跡”項目列為“發還待議”，即締約國需補充有關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請并接受審議。

2020年1月，我國向世界遺產委員會遞交了重新編制的申報文本，項目名稱調整為“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整體由22處代表性古跡遺址及其關聯環境構成，分布在自海港經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區的廣闊空間內，完整呈現了宋元時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貿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構，多維度地支撐了“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一價值主題。

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一致決定將“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為福建省第五處世界遺產。

凝聚多彩文明力量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世界歷史的十字路口，各國如何共同應對挑戰、邁向美好未來？2019年5月15日，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明確回答：“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在他看來，人類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因為平等交流而變得豐富多彩，正所謂“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在閩工作期間，如何借助多樣化的交流媒介，以文化交流促民心相通，習近平有著深邃思考。

“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福建，有著1600多年的產茶歷史。17世紀的萬里茶道，以福建武夷山為起點，到達中俄邊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圖，全程約4760公里。到19世紀中期，茶道延長到13000多公里。

盛夏時節的寧德福安市坦洋村，茶山青翠。百年前，坦洋工夫紅茶遠銷西歐后風靡歐洲皇室，成為英式下午茶文化的主角之一，曾于1915年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然而，上世紀中葉，由于市場變遷等種種因素，坦洋工夫日漸沒落。

擔任寧德地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先后四次來到坦洋村調研，提出了大力發展特色茶產業的建議，并對茶文化“走出去”提出要求。“一定要珍視、保護、發展、應用好這個品牌，讓坦洋工夫茶走向全國、走向世界。”1990年5月4日，即將赴福州上任的習近平來到坦洋村，對坦洋工夫寄予厚望。

如今，寧德已成為福建茶葉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打造了坦洋工夫、福鼎白茶等特色品牌。

閩茶在“一帶一路”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全國最大的產茶省份，依托“閩茶海絲行”活動，福建累計在海外設立12個“閩茶文化推廣中心”，閩茶香飄世界，在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中享有盛譽。

八閩大地那抹清香，也始終縈繞在習近平總書記心中。2021年仲春時節，武夷山腳下，星村鎮燕子窠生態茶園里，在福建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叮囑鄉親們，“要統籌做好茶文化、茶產業、茶科技這篇大文章”。

在外交舞臺上，習近平多次以茶引題、以茶會友，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生動闡釋中國主張。

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習近平主席送出的國禮，正是由福建代表性名優茶種——安溪鐵觀音、武夷山大紅袍、福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種組成的禮盒。

“正如中國人喜歡茶而比利時人喜愛啤酒一樣，茶的含蓄內斂和酒的熱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讀世界的兩種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時以茶與酒，形象比喻中歐要共同努力，促進人類各種文明之花競相綻放。

文明如水，潤物無聲。與茶葉制作技藝一樣，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瓷器燒制技藝，不僅蘊藏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見證了中外交流的繁榮歷史，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

始于宋、盛于元明的福建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輸出商品，曾被意大利傳教士馬可波羅帶回歐洲，享譽世界，被西方稱為“中國白”。然而，近代以來，陶瓷作為德化縣支柱產業，較長一段時間受困于“小、散、低”模式。

2001年4月19日，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深入德化縣調研，為陶瓷業發展指明方向：“要緊緊抓住陶瓷這一支柱產業，結構調整要圍繞特色來優化，并不斷向工藝縣發展。”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對瓷文化寄予厚望。“他詳細了解陶瓷燒制工藝流程及陶瓷成分材料，對每件作品的創意構想、表現形式都饒有興趣地談論，還提出了殷切期望：精美的瓷器做出來、擺出來，還要傳出去。”中國陶瓷藝術大師陳桂玉對習近平總書記當年調研宏益陶瓷研究所的情景記憶猶新。

牢記“傳出去”的殷切囑托，千年窯火重放光彩。“陶瓷伉儷”陳桂玉、柯宏榮的作品《鷺島女神》與《祥云平安》，被作為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國禮。“世界陶瓷之都”德化持續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乘著“一帶一路”東風，“走出去”與“請進來”并舉，推動“中國白”再出發。

以茶、瓷為媒，得海洋文明風氣之先的福建，在對外文化交流中一路先行。習近平在閩工作期間，高度重視福建特色文化的交流傳播，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擴大“朋友圈”的橋梁紐帶。

日本長崎縣歷史文化博物館里，“明朝體”書法作品、唐寺模型、媽祖雕塑……一件件藏品、一幅幅圖片，都在訴說著中日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佳話。

2015年5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特別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時，就知道17世紀中國名僧隱元大師東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間，隱元大師不僅傳播了佛學經義，還帶去了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對日本江戶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我訪問日本時，到訪了北九州等地，直接體會到了兩國人民割舍不斷的文化淵源和歷史聯系。”

他說：“中日一衣帶水，2000多年來，和平友好是兩國人民心中的主旋律，兩國人民互學互鑒，促進了各自發展，也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在閩工作期間，習近平高度重視福州與日本那霸市的友好往來，率團赴那霸參加兩市結好10周年紀念活動；支持湄洲島國家旅游度假區建設，強調“媽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質，很好地反映中華民族的性格，通過世界的交流和傳播能樹立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今日福建，接續保護文化根脈，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應有之力。

第三篇章

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歷史如河，川流不息。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生態興則文明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站在對人類文明負責的高度，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統一。”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精粹，賡續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明根脈。

炸藥包下搶救萬壽巖

三明市三元區巖前鎮巖前村，有一座金字塔狀孤峰。這便是萬壽巖。作為福建省唯一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里“一廊萬壽十二景，樹綠花紅果飄香”，似乎正透過山水，娓娓講述著史前的故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發現了萬壽巖遺址。90年代末，經科學考古發掘，萬壽巖出土大量遠古人類制作的石器、人工石鋪地面及哺乳動物化石，將福建最早的人類活動時間提前到18.5萬年前。然而，這個被譽為“南方周口店”的萬壽巖，卻險些毀于炸藥包下。

上世紀70年代，三明一家鋼鐵生產企業買斷萬壽巖開采權，為此專門修建了30公里公路，從廠區直通礦區。巖前村村民擔心采礦將破壞史前人類遺跡，于是推選出陳蕃發等五位老人作為代表，為炸藥包下的萬壽巖奔走疾呼。

1998年6月起，“五老叟”不斷與企業協商，要求停止開采，同時向各級部門發出了搶救萬壽巖的呼吁書。然而，開采并未因此停止。

對于巖前村村民來說，萬壽巖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貝；對于擁有開采權的企業來說，萬壽巖是一座富礦。按照當時的企業產能，萬壽巖的石灰石可供持續開采100年。一旦停采，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000余萬元不說，礦源也將面臨中斷，每年預計損失近億元。

矛盾愈演愈烈。“最尖銳時，村里老人干脆坐在埋了炸藥的開采點上。”時任巖前村黨支部書記王源河說。

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何權衡？萬壽巖的命運何去何從？時任代省長習近平的介入，讓這棘手的難題有了定論。

1999年12月底，福建省文化廳向省政府提交了《關于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保護有關情況的緊急匯報》。進入21世紀的第一天，習近平在這份報告上作出批示：“保護歷史文物是國家法律賦予每個人的責任，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文物資源，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后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后代的利益。”

他在批示中明確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強對洞穴遺址群的保護；協調、幫助三明鋼鐵廠盡快在異地選定新采礦點，做到保護文物和發展生產兩不誤”。同時，決定由省財政撥款50萬元，用于萬壽巖遺址群的考古發掘和保護工作。

時隔不到一個月，2000年1月25日，習近平在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關于依法保護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的意見》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視三明古代遺址保護，已于去年底專題協調，做過初步保護安排。請省文化廳進一步提出全面保護規劃和意見。”

礦山可以再找，人類史前家園一旦滅失便不可恢復。習近平接連兩次批示，讓“五老叟”懸著的心終于落定。很快，企業全面停止在萬壽巖爆破開采，將石灰石加工廠房和萬壽巖山體無償轉讓給當地文化部門。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企業很快異地選址，確定了新的采礦點，每噸冶煉成本因此增加15元。

2000年11月28日，省文化廳和三明市政府舉行“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遺址重大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習近平再次明確指示，務必使三明萬壽巖的遺址保護工作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和支持，以利于我省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和利用，促進我們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

在此之后，萬壽巖遺址保護工作換擋提速，漸入佳境。

2002年5月，三明市委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制《福建省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遺址總體保護規劃》，之后通過國家文物局批復，由福建省政府公布實施。2002年8月，三明市萬壽巖遺址文物保護管理所成立。萬壽巖從此有了一支專司保護、展示、研究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隊伍。2006年11月21日，占地面積5600平方米的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這也是福建省唯一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博物館。2017年10月1日，《三明市萬壽巖遺址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這是三明市獲得地方立法權后，制定出臺的第一部關于歷史文化保護方面的地方性法規。

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通過合理的活化利用，萬壽巖既是三明的城市名片，也成為鄉村振興的助推器。2017年12月正式入選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2019年6月2日，適逢“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期間，福建省首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萬壽巖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開園。

這處集遺址展示、科普教育、學術研究和生態旅游于一體的公園，讓文物活了起來，為廣大公眾構建了穿越時空、與遠古人類對話的媒介。巖前村也從保護中嘗到了甜頭。“生態美了，人氣旺了，村民腰包也更鼓了。”村黨總支書記王遠秋說，該遺址公園每年接待參觀者達8萬余人次，帶動周邊興起了農家樂和休閑產業等。

曾經因為礦石開采而與“五老叟”劍拔弩張的三鋼集團，也在協調發展的道路上行穩致遠。2018年，三鋼獲得“AAA國家級旅游景區”授牌，2019年被評為福建省首家鋼鐵工業觀光工廠，成長為年產1200萬噸鋼、年銷售收入超過50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

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是習近平一以貫之的理念。時任政和縣外屯鄉黨委書記許紹衛，還記得一段往事。

1997年3月8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來到政和縣外屯鄉稠嶺村調研。稠嶺村海拔較高，處在半山腰，通村道路只有一條竹林小路，路寬不到3米，坑洼泥濘，中巴車難以前行。習近平就在路口下了車，沿著竹林小道步行前往。

“這個村毛竹林多、山多、空氣好，生活也挺富有的吧！”習近平邊走邊問。

“以前稠嶺村山高水冷，交通不便，農民生活困苦，小伙子娶老婆都很困難，被戲稱為‘愁嶺’。但近年來，農民種起了香菇，收益見效快，現在稠嶺‘不愁’了。”聽完匯報，習近平沒有應聲，隨后詢問全縣、全鄉每年砍多少樹，種菇收入多少。

當得知生產2000袋食用菌需消耗一立方米闊葉樹，全縣年種菇8000萬袋需砍伐闊葉林木材在4萬立方米以上后，習近平繼續前行。

突然，他停下腳步，望著對面奇特雄偉的主峰，問道：“那是什么山？”這座山峰像佛，當地人稱為佛子山。

遠眺佛子山，習近平緩緩道出思考：“稠嶺村靠山吃山這條發展路子是對的，但是要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離別之前，他又叮囑道：“這里自然風景很好，要改變發展思路，發揮山區的生態優勢，既要保護好青山綠水，又要讓村民富起來。”

小山鄉由此開始謀劃生態旅游。如今，佛子山風景區先后獲得了“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地質公園”兩塊國家級“金牌”。鄉民們依托生態優勢，過上了好日子。

做好武夷山“雙世遺”這篇文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

歷史發其源，文化鑄其魂。文化和自然遺產中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基因，隱藏著“從哪里來，向何處去”的發展密碼。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

在福建工作時，習近平就喜歡看縣志。時任寧德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陳增光回憶道，習近平“每到一個地方就要調閱當地的縣志。他說不看縣志就不了解這個縣的過去和現在，就難以深入認識縣情，光靠我們這樣跑了解不夠”。

1998年10月21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調研南平建陽考亭外資果場農業發展項目后，察看了正在重建的考亭書院。他一路仔細了解朱子的生平事跡，在石牌坊下駐足良久，了解書院的前世今生，之后拾級而上，來到建設中的文公祠前，繞著還未拆除腳手架的文公祠走了一圈。

他仔細詢問：書院原來就有這么大的規模嗎？考亭書院有沒有什么圖紙？古籍書中有沒有什么記載？

得知南平不僅保存了相關史料，還成立朱子文化研究會，著力傳承保護弘揚朱子文化，習近平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有這些文物史料，要加強保護和傳承。”

此后，建陽市加大了保護力度，在重建書院上盡量保持原貌，全力把歷史古跡保留下來、把朱子文化弘揚出去。

對朱子理學研究和傳承，習近平的關注始終不渝。正是在他的支持推動下，院地合作，首開先例，宋明理學研究中心落地在朱子理學的發祥地武夷山，對于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促進海內外學術交流意義重大。

2002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致函福建省，建議在朱子學的發祥地福建武夷山設立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宋明理學研究中心。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高度重視，批示要求辦好，并撥款支持。

經三年精心籌備，2005年10月20日，“福建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宋明理學研究中心”在南平師專（今武夷學院）掛牌成立。多年來，該中心不斷闡發朱子文化精髓，努力守護朱子文化根脈，已成為福建省乃至全國朱子學研究的重鎮。該中心共編輯出版學術類和普及性著作23部、1000多萬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系統梳理傳統文化典籍，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惠澤流芳。

上世紀90年代，在朱子理學發祥地——武夷山市，一個旨在更好保護包括朱子文化遺存在內武夷山水人文的設想逐漸形成共識，那就是申報世界遺產。

武夷山是朱子理學的搖籃，在朱熹71年生命中，“仕宦九載，歷朝四十六天”，近50年都居住在武夷山。這片碧水丹山，不僅因朱子理學而名，還因閩越王城遺址、因從古至今的各類文化遺存而名。

1997年11月，武夷山正式向建設部申報加入《世界遺產名錄》。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作為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武夷山定位為后孔子主義（朱子理學）的搖籃，在評價武夷山文化遺產時指出：“作為一種學說，后孔子主義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中占據統治地位曾達很多世紀，并在哲學和政治方面影響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武夷山申遺成功，實現我省世界遺產零的突破。1999年12月2日，時任代省長習近平致信祝賀，強調“武夷山申報‘世遺’成功……為我省填補了一項空白，鞏固提高了福建旅游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地位和知名度”。

習近平對武夷山“雙世遺”始終記掛于心。15天后，12月17日至18日，他就來到南平調研。在南平市工作匯報會上，他稱贊這是“了不起的成績”，并強調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這個無形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對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業的發展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叮囑“這篇文章要好好做”。

2001年12月20日，時值武夷山躋身“雙世遺”兩周年之際，習近平特意來到了閩越王城遺址博物館。

閩越王城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南方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好的漢代城址，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是一處不可多得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武夷山申報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的主要項目之一。

博物館典藏部原主任趙福鳳回憶說，習近平看得仔細，聽得認真，對館內展品表現出極大興趣：“閩越文化是武夷山文化和自然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有了古漢城等一批文化歷史遺跡，才有了武夷山‘雙世遺’的申報成功。”

參觀完博物館后，習近平又實地察看了閩越王城宮殿遺址。他指出閩越王城遺址不愧是我省保存最完整的漢代諸侯王城，學術地位高，科研價值珍貴，勉勵大家再接再厲做好閩越王城遺址的考古保護工作，并仔細叮囑：“古漢城的開發要按科學規律辦事，形成不斷的可持續開發研究態勢。一定要根據武夷山景區總體規劃保護好、管理好，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和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他看來，既要薪火相傳，堅守武夷山水人文，又要與時俱進，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才是做好“雙世遺”文章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了更好讓這些文物、遺產“說話”，保存這些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習近平還傾心傾力解決實際問題。

“習省長還幫我們解決了博物館建設的資金問題，中間還有個小插曲。”趙福鳳記憶深刻，習近平臨走時交代博物館盡快遞交申請報告。調研結束后不久，博物館就接到了福建省文化廳的電話。“原來我們以為習省長只是隨口說說，沒想到他回去后親自打電話到省文化廳過問此事。我們很慚愧，趕緊做了項目預算報告，送交省文化廳。”趙福鳳說，沒過多久項目資金就批復下來。

武夷山躋身“雙世遺”后，為“雙世遺”立法提上了議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時任省長習近平主持召開省政府第34次常務會議，審議了有關武夷山“雙世遺”保護的條例。此后，經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條例》于2002年5月31日經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為世世代代保護好武夷山無與倫比的生態人文資源提供法治保障。

如今，“雙世遺”已經成為武夷山最亮麗的品牌，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每年數以千萬計的游客慕名而來，感受那千載儒釋道、萬古山水茶，感受那山水之間流淌的深厚文化底蘊。

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福建考察，首日就來到了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園，詳細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學研究等情況。

故地重游，鑒古知今，一路感慨于所見所聞，習近平表示：“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以智慧與擔當守護文明之源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021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善治國者必先重治水。

水可以澆灌良田，造就優美風光，也可能帶來水患，威脅水畔人家。個中關鍵在于能不能把水治好，讓水聽話。在福建，一片片海域、一條條河流、一個個湖泊、一灣灣溪水……無不寄托著習近平總書記的深深牽掛。

在三明泰寧，流傳著一條幸福鯉魚的故事。

1997年4月10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來到泰寧縣上清溪，調研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項目時，一條鯉魚躍上他乘坐的竹排，恰巧落在他的腳邊。

習近平隨即脫下塑料鞋套，盛上水，將鯉魚裝入其中悉心保護，在竹排到下游水深處泊岸后，小心翼翼把鯉魚放回溪中，望著它歡快游走。

途中，習近平叮囑大家：“一定要好好保護環境。”

這一囑托成為泰寧人民持之以恒的實踐。2010年8月，泰寧以“中國丹霞”成功申報世界自然遺產。“現在看青山綠水沒有價值，長遠看這是無價之寶，將來的價值更是無法估量。”遠見已然成為現實。

發源于福建戴云山脈的木蘭溪畔，馴服溪水的坎坷歷程，詮釋著“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歷史規律。

木蘭溪，是莆田人民的“母親河”。其名為溪，卻桀驁不馴。因河道狹窄，彎多且急，洪水頻發；因地勢低洼，海潮倒灌，鹽堿灼地。馴服木蘭溪成了莆田人民千百年來的夢想。

公元1064年，曾目睹木蘭溪水患的福州長樂女子錢四娘傾其家資圍堰筑陂，但因陂址選擇不當，剛筑成即被洪水沖垮，錢四娘憤而投水。受其感召，后人接續營筑，于1083年筑成木蘭陂，為雨季奔騰洶涌的溪水扎上“腰帶”。“只生蒲草，不長禾苗”的沼澤地變身沃野良田。

歷時900多年，木蘭陂至今仍發揮著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擋潮、水運等綜合功能。2014年，作為我國東南沿海拒咸蓄淡的典型代表工程，木蘭陂水利灌溉工程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水利無遺，海波不興，人受其益，將及千年。”木蘭陂展現了古人治水的決心和智慧，卻沒能讓莆田人民就此告別洪水襲擾。

在木蘭溪流域治理前，洪水頻發。1952年至1990年，木蘭溪平均每10年發生一次大洪水，每4年發生一次中洪水，小災幾乎年年有。水患不斷，扼住了莆田發展的咽喉：為便于在雨季前搶收，百姓只敢種植生產期僅2個月的早稻、不怕水淹的甘蔗以及迅速收成的蔬菜；大項目、好項目都不敢落戶河流兩岸。

早在1957年，木蘭溪治理就被提上議事日程，由于工程技術難度大，雖5次計劃、2次上馬，都無果而終。莆田，成了福建全省設區市中唯一的“洪水不設防城市”。

木蘭溪防洪問題，牽動著習近平的心。

時任省水利水電廳廳長湯金華回憶說，軟基河道、彎多且急、沖刷劇烈……在這些特殊的自然條件下，要建設一道能抗御30年一遇洪水的堤防，工程技術上必須“裁彎取直、新挖河道”，但這會給水系生態帶來一定影響，多個裁彎方案在當時爭持不下，難以定論。

治水，需要智慧與擔當。詳細了解技術方案爭議情況后，習近平表示，一定要“科學治水”，既要治理好水患，也要注重生態保護；既要實現水安全，也要實現綜合治理。到底如何決策，還要聽取水利專家的意見。

科學治水，被習近平牢牢掛在心上。1999年4月1日，正在基層調研的習近平了解到福州在舉行一場全國水利系統的學術會議，立刻通知湯金華，讓他趕快“找更權威的水利專家，幫忙共同攻克難題”。

1999年10月中旬，第14號超強臺風過境莆田，木蘭溪轉瞬成災。10月17日，時任福建省代省長習近平趕赴莆田指導救災。面對嚴重災情，習近平語氣凝重：“是考慮徹底根治木蘭溪水患的時候了！”

在習近平的正確指引和跟蹤督促下，木蘭溪“裁彎取直”難題被破解，“軟基筑堤”難關被攻克，終于找到治理木蘭溪的良方。

1999年12月2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將全省冬春修水利建設的義務勞動現場安排在木蘭溪畔。習近平在現場說：“今天是木蘭溪下游防洪工程開工的一天……支持木蘭溪改造工程的建設，使木蘭溪今后變害為利、造福人民。”

經過長期綜合治理，莆田從“福建省內唯一一個洪水不設防的設區市”，躍升為“全國水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城市”，木蘭溪全面實現了習近平提出的“變害為利、造福人民”目標。

治理一條溪，興起一座城。歷經20多年持續治理，木蘭溪全流域已經變成了百里風光帶，風景如畫。歷經千年的木蘭陂，變身風光優美的親水公園，治水先賢們的雕像靜靜佇立在木蘭溪畔，見證著他們曾為之付出生命的河流，已成為發展之河、幸福之水。

“這些年，福建更加郁郁蔥蔥了。”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調研時說，“綠色是福建的一張亮麗名片。要接續努力，讓綠水青山永遠成為福建的驕傲。”

在八閩大地，水清魚樂、岸綠人歡的生態畫卷已成為日常之景。福建人民在綠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文化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福建以其星羅棋布的文物古跡、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和瑰麗多姿的自然風貌，在歷史與現代的交融、發展與保護的碰撞中，傳承著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精神血脈。

“不忘本來才能開創未來，善于繼承方能更好創新。”

面向世界、著眼未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福建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事業前景廣闊，文化自信在福建人民心中歷久彌堅。

（《福建日報》7月30日第一至四版，福建日報記者阮錫桂、劉輝、戴艷梅、鄭璜、段金柱、趙錦飛、張輝、吳旭濤、卞軍凱、林宇熙采寫）

《 人民日報 》（ 2021年08月02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