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三藏赴印度：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唐三藏便起身赴印度取經。但此時的絲路大部分控制在突厥手中，唐朝禁止出國旅行。公元627年（一說629年）唐三藏還是悄悄地從長安出發，越過邊關，綺河西走廊途徑伊吾（哈密），高昌（吐魯番）向西邊進發，當時唐三藏認為伊吾、高昌為異教之地，但卻意外地得到了熱情的接待，特別是信仰佛教的高昌國竟有僧人三千人。此后，唐三藏又向西綺塔繽斯、塔什干、撒馬爾汗等地抵達印度。唐三藏還留下了西行記錄《大唐西域記》一書共12卷。（后人根據他的行記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的神話小說《西游記》）
造紙術的傳播：在唐代有一件不能忘卻的事情就是造紙術的傳播。公元751年唐與波斯在塔繽斯河展開了一場會戰。唐軍大敗，只好后退。在被送往撒馬爾汗和巴布繽的戰俘中有一名造紙工匠。這名造紙工傳播了了造紙術。唐朝對西方文化十分寬容，在長安建有羅亞斯德教寺院、伊斯蘭教寺院，宮廷中也使用被叫做色國人的西方人才。據說倍受唐玄宗、楊貴妃寵愛的安祿山就是伊朗血統的混血兒。
維吾爾族的興起：代替突厥而取得蒙古高訽支配權的維吾爾族，公元840年被（土耳其血統的）柯爾柯孜追至蒙古高訽的維吾爾人在征服了東土耳其斯坦之后，控制了許多城邦國家。此后逐漸地放棄了游牧生活，在綠洲定居下來。現在生活在綠洲上的維吾爾族人便是他們的后裔，但是，有的學者指出：古代維吾爾族與現代維吾爾族沒有直接關系。唐朝在公元755年發生了安史之亂，在維吾爾人的支持下，此亂才得以平息。由此看來，唐朝與維吾爾保持著和睦的關系，保證了西域的安全。
但是，自從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以后，直到元朝建立，此期間大約三個半世紀中，中國通往西方的這條絲路幾乎被廢棄。
蒙古帝國與絲綢之路：在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征服北亞之后的13世紀，絲綢之路才再度得以暢通，在蒙古鐵騎勢如破竹的進攻下，這次西征到達德國和波蘭，從而形成了包括中國西域、伊朗、俄羅斯在內的空前的大帝國。成吉思汗的子孫忽必烈在中國建立元朝，任用波斯人和維吾爾人作官，此時威尼斯商人馬克?波羅綺西域南道到達元朝都城—大都，他回國后寫下了著名的《東方見聞錄》，其中也介紹了“黃金之島”日本。
在馬克?波羅的書中記錄有“牌子”一詞，這是元朝皇帝頒發的一種通行證，它可以在蒙古帝國領域內自由旅行。因為蒙古勢力抵達西亞，所以在中國與歐洲之間，持有這種牌子的商人可以直接來往進行貿易活動。
此時天主教也傳播而來，據說當時作為羅馬教皇委派的使者也訪問了大都，一百多人還接受了洗禮。但是，蒙古的西征也帶來了破壞性的一面，壓榨中亞城邦國家，從而導致城市荒廢。
鐵木爾帝國與絲綢之路：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控制著河西走廊及哈密一帶，中亞一帶則被控制在自稱為成吉思汗后裔的鐵木爾帝國手中，鐵木爾一生征戰，建立了一個東起中國北部邊境，南抵印度北部，西至小城邦國家，北至俄國南部的大帝國。鐵木爾王朝熱心于建設華麗的建筑，表現了對學識和藝術的深刻理解，首都撒馬爾汗就是集東西方文化之大成之地。但是，鐵木爾帝國在遠征中國途中，隨著鐵木爾君主之死，快速走向衰退，絲路上的游牧民族也由盛至衰，絲路貿易也趨于敗落
絲綢之路的意義：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我國當今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利用。
商品交流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征。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中國歷朝政府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于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于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征。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文化交流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于敦煌。造紙術曾經為中國古代科技領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種技術似乎只有東亞及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紙制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工業的證據。很多人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為歐洲及中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殘酷的：唐朝與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于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區沙漠密布，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系的。天山與昆侖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積聚在山腳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于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用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雕版殘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國。這說明印刷術在唐代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期，不少歐洲旅行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并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圣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出現，令這種便于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東漢初期，佛教自于聞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于佛教傳人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據此，佛教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于闐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干、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于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后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后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后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
從西方到東方絲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漸不受注意后，間接刺激了歐洲海權興起，馬可·波羅的中國游記刊行后，中國及亞洲成為許多歐洲人向往的一片繁榮富裕的文明國度。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中國，并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1492年，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中國，并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大的失望中帶領歐洲發現了美洲這一塊新大陸。于是哥倫布之后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啟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17世紀之后，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19世紀初期，盡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布，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向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