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上校回憶“珍寶島事件”始末

珍寶島是烏蘇里江里的一個小島，俄羅斯稱其為達曼斯基島，長約1700米，寬約500米，島上有一些灌木，有幾條河流從中國一側流入該島，像手掌一樣。當年圍繞該島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俄羅斯人如何看待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當年歷史的親歷者，一名俄羅斯上校回憶了這一事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達曼斯基島（珍寶島）疑團

1969年3月，在遠東烏蘇里江的這次戰斗行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邊境最大的戰斗行動。對此，多年來在俄羅斯存在種種猜測，眾說紛紜，真假難辨。當時蘇聯人并不明白，中國人為什么要占領該島，井問道：“當中國人進入該島時，我們的邊防軍人在干什么？”，“為什么沒有采取措施制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有人說“當時中國人太多，邊防軍根本就無法對付他們，不得不動用正規軍”。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30年前那種環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說清楚。后來蘇聯政府也有意讓人們淡忘此事，也只是將這次沖突描述為《1969年3月的烏蘇里江事件》。

90年代初，在俄羅斯的版圖上再也找不到“達曼斯基島”了，于是俄羅斯人又開始猜測，開始議論當年的“秘密坦克”、議論關于伊曼邊防總隊隊長列昂諾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說“該島已不復存在，為了讓誰也得不到它，我們已將它炸毀”。達曼斯基島事件仍是一片疑團。

曾當過伊曼邊防總隊隊長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諾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詳盡的描述。

摩擦由小到大

據康斯坦丁諾夫回憶：1968年秋，我們感到中國人在這個冬天可能會發起挑釁行動。我、列昂諾夫和當時的邊防總隊參謀長巴甫洛夫一致認為，這將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在冰上以拳相向，而是實質性的沖突。我們得到的口頭和書面命令是：運用現有的一切手段，不能讓挑釁者進入我國領土，但不準動用武器；并嚴禁官兵們傳播這里發生的事情、爭斗。因此，無論是當地居民還是國內其他人，甚至連想都想不到，正當黨的領導人宣講共產主義思想的時候，在漫長的中蘇邊界，沿阿穆爾河和烏蘇里江，幾年來兩個大國的士兵經常發生打斗。

1968年只在伊曼邊防段雙方就發生過40次打斗。1968年11月的一天，邊防總隊指揮部曾向軍區報告說：“有可能發生武裝挑釁，請求具體的書面指示，并加強力量”。

一周后，邊防總隊司令和政委被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并對他們說：如果發生武裝挑釁，那就還擊。但只是口頭意見，不能作為依據。

在相鄰的基爾金島上也一直有一些小磨擦。1969年1－2月在達曼斯基島、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經常發生沖突，雙方不再是用棍棒，而是用槍托來互相打擊。在一次打斗中，我們從中國人那里搶來15支槍，并發現槍膛里有子彈，我們非常吃驚，這使邊防總隊隊長列昂諾夫及其副手確信，危險正在來臨，如果說要發生什么事情的話，那一定會發生在這里。

達曼斯基島和相鄰邊防隊有可能受到威脅的哨所值勤人員都加強到了50人，并增加了裝甲運兵車，同時，只要中國人一出現，我們的邊防人員就向他們射擊，將這些不速之客趕走。

我們的邊防軍人并不知道，還在2月底的時候，在烏蘇里江左岸（中國一側）就秘密集結了

幾千人的部隊、大量的兵器，展開了通信站和指揮所。3月2日夜，約300名中國軍人進人達曼斯基島，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發射陣地和掩體。

從最近的觀察哨到達曼斯基島才80米，為什么邊防偵察分隊沒有發現這些情況呢？主要是當時沒有夜視設備，而中國人的行動是在夜間進行的，并且邊防分隊早晨沿達曼斯基島巡邏時也沒有發現可疑跡象，我們就從中國人的鼻子底下過去，他們也沒有驚動我們，也許是不想過早地暴露自己。

康斯坦丁諾夫說：指揮這次行動的中國軍事首長足智多謀、訓練有素、十分狡猾，選擇3月2日并非偶然。在當時的宣傳報道中并沒有提到這一天有什么意義，實際上這一天非同尋常。

第一，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著小雪，周圍白茫茫一片，這使中國人可以悄悄地占領達曼斯基島，雪可以掩蓋他們行進的痕跡。

第二，3月2日是北濱海區送別冬天的節日――謝肉節。中國人估計可能會有人請邊防總隊指揮部的人去吃飯或聯歡，造成和指揮所的聯系“不暢”。的確如此，邊防總隊的領導去了維也堅斯卡亞村，很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參加聯歡會，而是去參加演習。30年來沒有人提起過演習的事。

實際上，事發前3天，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有兩個師參加，軍區指示由邊防總隊扮演“敵軍”。難道2個師抽不出來2個連扮演“敵軍”，而非要邊防總隊去扮演“敵軍”嗎？可能當時軍區司令部的意圖是好的，主要是在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提高他們的士氣。

第三，周日和周六，我們的邊防軍航空兵不飛行。

指揮這次行動的中國軍官可能正是根據上述因素，才選定在這一天開始行動的。另外，我們在演習中也出現了一點問題：一個坦克團未能及時到達指定位置，宣布進行戰術停頓。中午12點以后，康斯坦丁諾夫返回指揮所，演習指揮部里響起了“焦急”的電話鈴聲，遠東軍區司令部打電話來說：在下米哈依洛夫卡哨所，正在進行戰斗，有人員傷亡。列昂諾夫馬上下令給巴甫洛夫，讓參加演習的軍士學校和機動分隊馬上撤下，向達曼斯基島出發。

事情就是這樣，當達曼斯基島兩個哨所發生流血沖突時，整個預備隊，即軍士學校和機動分隊卻在離該島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硝煙籠罩達曼斯基島根據康斯坦丁諾夫的回憶，1969年3月2日技術觀察站報告，發現有兩個小隊、約30名中國人已經進入蘇聯邊界。上午11時左右，邊防哨所的伊萬·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帶領一個由30人組成的小組，乘坐一輛裝甲運兵車和兩輛汽車去迎擊中國人。

在珍寶島上閱讀報紙的蘇聯邊防軍

他們決定從兩面包圍該島，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帶領5名邊防軍人和克格勃特別處派來的偵察員Ｈ·布依涅維奇上尉從正面接近該島。他們后面約300米是第二小組，由巴班斯基下士率領，共12人。第三小組由拉伯維奇中士率領，共13人，從側翼接近該島。突然，他們遭到正面機槍掃射，左岸火炮和迫擊炮一齊開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維奇率領的兩個小組全部陣亡，巴班斯基中士帶領的人占領了一個環形防御工事并進行還擊。相鄰哨所的摩托化機動小組趕去支援，帶隊的是維塔利亞·布別寧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們沒有取得成功。

參加演習的邊防軍機動分隊和軍士學校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在蘇哈諾夫斯基峽口直升機追上了他們，機動分隊轉乘直升機火速趕往達曼斯基島，周圍一片硝煙，灌木、土地、裝備都處在火光中。觀察達曼斯基島，在一顆樹旁發現了我們的士兵，我們的人降落了。同時，裝甲運兵車也來了，是斯克拉達紐卡軍士學校的人。我們占領了達曼斯基島，開始派人去找傷員。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揮的巴班斯基中士爬過來告訴我們，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小組，全部陣亡。

列兵彼得羅夫是從邊防總隊政治處來的，在他的短大衣下發現了照相機，后來照片洗出來了，這是他死前拍攝的最后3張照片。我們在其中一張照片中看到，當斯特列利尼科夫正帶人接近時，一個中國軍人舉起手，明顯是向埋伏在戰壕里的人發信號，就在這一瞬間，戰斗開始了。

這一天的戰斗是殘酷的，蘇方共死31人，傷14人。邊防軍奪回了達曼斯基島，并挖了戰壕，一個加強班一直在那里執勤。

珍寶島事件中陣亡蘇軍的葬禮,圖中靈柩屬于被解放軍擊斃的蘇聯上校列昂諾夫

上校陣亡，“秘密坦克”陷落

為防止中國人再次侵入該島，由亞申中校率領的一個機動分隊來到這里，他們共有45人，4輛裝甲運兵車，車上有擲彈筒；岸上還集結了80人的預備隊，并有裝甲運兵車，3月12日夜，遠東軍區第135摩步師來到沖突地區，他們有一個摩步團、一個炮兵團、一個獨立坦克營、一個“冰雹”－BＭ－21火箭營。

不知為什么，3月14日在該島執勤的分隊又接到上級命令，撤離該島。康斯坦丁諾夫至今保留著當時在島上執勤的分隊隊長沙拉金的報告筆錄，筆錄是這樣寫的：“3月14日，邊防執勤分隊聽到了對岸中國人的喊話聲，后來我們就接到命令，撤了下來”。從記錄的時間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戰斗開始前15小時下達的。我問過列昂諾夫是誰下的命令，他說是“軍區”。但我估計，命令并不是軍區下達的。我們走了，中國人又占領了該島。我們不能確定這是怎么回事，但這很不正常。

3月14日快到半夜時，列昂諾夫又接到軍區的命令，要求重新奪回達曼斯基島。大約1－2個小時后，亞申中校率領機動分隊到了。戰斗開始了，關于島上的情況并不明了。從最高觀察哨上報告說，中國人跑到島南端去了，占領南端后準備打擊亞申的側翼。后來又有9輛坦克前來支援，列昂諾夫發現坦克后說：“我現在去島上”，說著他就匆忙出發了，甚至沒有來得及確定聯絡信號。邊防軍雖有無線電臺，但他們都不知道頻率，坦克去參加戰斗了，我們和它卻沒有任何聯系。

中國人接近了列昂諾夫的坦克，跟隨在他后面的兩輛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揮所，而是返回了哨所。為什么會如此驚慌失措呢？因為有人覺得，中國人的坦克開到了我們這邊，情況非常嚴重。列昂諾夫在坦克里受了重傷。此事報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昂諾夫上校。結果，有幾次試圖沖向坦克都未能成功。

解放軍戰士在被摧毀的蘇軍坦克上合影留念

15日夜16日凌晨，師偵察連連長勃爾特科夫斯基率領偵察營救小分隊前去營救，到達坦克時列昂諾夫上校已經陣亡。他想從下艙口出來時，被狙擊手射中心臟部位。中國人沒有動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儀器。我們想用地雷將坦克炸毀，但沒有成功；后來決定用火箭炮，從烏蘇里江岸上發射每枚重達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準。坦克被打歪了，瞄準手已經看不見它了。4月底，中國人將它拖了出來，現在已成為他們博物館的展品。

由于中國人占有明顯的優勢，達曼斯基島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這就意味著使沖突升級，當時沒有人有勇氣下達這樣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級的命令。最后，在17時才收到上級（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進行了打擊。“冰雹”在當時尚屬于“秘密武器”，據說下達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團團長、退役上校克魯別依尼科夫回憶說，“一個冰雹營和一個裝備122毫米榴彈炮的團對該島及對岸5－6公里縱深進行了猛烈打擊。隨后駐扎在上烏金斯克（現為烏蘭烏德）的一個摩步營參加了戰斗，營長是斯米爾諾夫少校。該營有很多人尚不滿20歲，在這次戰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傷，4輛裝甲車被擊毀。最后中國人放棄了該島。開始，該島的防御由135摩步師負責，直到4月，局勢逐步穩定下來后，該島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給了邊防軍。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聽到槍聲，還有人員傷亡。

為什么不講實話

康斯坦丁諾夫說，對3月2日發生的事情，當時政府的宣傳是這樣說的：“10時40分，哨所響起戰斗警報，裝甲運兵車和汽車進入戰備，哨所負責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將情況報告給了相鄰單位的布別寧和肖霍洛夫，并報告了邊防總隊隊長列昂諾夫，得到這一消息后，為趕走中國人，首長決定……”

是誰在什么時間向什么人報告了這件事情，并不像上面宣傳中所說的那樣，這明顯是在捏造事實。為什么會這樣呢？當時只有一個目的：向本國人民以及中國人表明，我們的邊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而實際上機動分隊和軍士學校卻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當時的報道中并沒有提及有軍士學校和裝甲運兵車參加，實際上，正是由于他們的參加才使我們占有優勢。之所以不提他們，是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以很少的兵力趕走了中國人。

政府在報道3月中旬達曼斯基島的第二次戰斗時說：邊防軍把毛澤東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這樣的，邊防軍的沖鋒受挫，遭受重大傷亡，中國人在人數、技術裝備和武器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并且戰斗開始前該島在他們手上。宣傳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規軍和坦克的事，對列昂諾夫上校的死亡更是諱莫如深。

和平的努力

1969年3月6日，蘇聯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發生在烏蘇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員們給邊防軍人以很高評價，但也指出了許多不足，如，在沖突區域沒有“好的部隊集群”，無論是邊防軍還是常規軍的集群；作戰和部隊偵察組織不力；沒有夜間觀察等。會上通過了一系列加強邊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線是：該島自古以來就是蘇聯的領土，毫不讓步、堅決對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沒有和平的努力。蘇聯邊防軍就一直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領土爭端。還有1964年時，當時的邊防軍司令濟里亞諾夫上將受命與中國就這些問題進行磋商。為完成這一使命，他又被賦予副部長的頭銜。濟里亞諾夫在一次磋商會上曾有勇氣聲明，有可能就一些島嶼做出讓步，其中就包括達曼斯基島。赫魯曉夫得知后將其從北京召回，并對其大發雷霆，進行了粗暴的訓斥。在沖突發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濟里亞諾夫再次聲明：應通過對話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委員會舉行的會議上，曾討論過與中國邊境地區的局勢問題。主持人是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庫茲涅佐夫。在會上他讓每個人站起來回答：“您認為應該怎么辦？”邊防軍人中沒有一個人說要用武力解決日益惡化的領土爭端。濟里亞諾夫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此外，會后他還給自己的部屬下達補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國人進人我國領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說再見時，才暗示：“如果情況非常嚴重，那就還擊”。

那次戰斗以后，從中國方向進入該島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設了地雷；而在烏蘇里江右岸集結了大量的軍隊。直到1969年9月，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會晤后，緊張局勢才逐漸平息。

現在俄中邊界劃界工作已經結束，我們已不再擁有達曼斯基島了。它已劃歸中國，因為它位于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如果在1964年時我們聽從濟里亞諾夫將軍的建議，那就不會發生1969年3月的悲劇。

葛羅米柯與中蘇珍寶島沖突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當中蘇爆發珍寶島沖突時，時任外交部長的葛羅米柯的務實主張，客觀上為兩國緩解沖突、穩定局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建議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發展

20世紀60年代中期，作為世界第一號大國的美國，深陷越南戰爭不能自拔，國內反戰情緒不斷高漲；國內財政緊張，通貨膨脹；國際經濟地位削弱。而蘇聯則不同，新一代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剛上臺，個個雄心勃勃，他們決心大力發展戰略核力量，在全世界范圍內與美國一爭高低，世界局勢正變成美國與蘇聯左右下的兩極世界。就是在這個時候，葛羅米柯成為蘇聯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在國際舞臺上成為最主要的演員之一，與美國的基辛格一起成為這一時期最成功的外交戰略家。

1964年底的一天，蘇聯高級領導層正在召開秘密會議，經過近兩個月的醞釀，新的領導班子的宏偉計劃就要在這次絕密會議中討論通過了，葛羅米柯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勃列日涅夫用手指著地圖說：“現在，美國的勢力在全球已基本穩定，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洲、亞洲東部、東南亞各國、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整個西歐，美國以這些地區為基礎，仍在不斷擴張勢力，形勢對蘇聯極為不利。”他接著說：“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蘇聯如何與美國在全世界競爭。”

勃列日涅夫的話簡潔明確。他的話剛完，大家紛紛議論起來。首先上臺發言的是國防部長，他認為，歐洲是重點，他說：“歐洲是蘇聯近鄰，美國的主要力量也在歐洲，誰能控制歐洲，誰就可能取得主動地位，因此，我認為，蘇聯要在歐洲與美國一爭高低。”勃列日涅夫的亞洲事務方面負責人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說：“歐洲現在力量已達到均衡，蘇聯或美國無論是誰想把對方趕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也都是不現實的，我卻認為，在亞洲事務中，蘇聯倒是還有機會擴大勢力的。特別是中國……”

當他說到“中國”二字時，葛羅米柯看了看坐在身邊的勃列日涅夫的臉色，見到勃列日涅夫輕輕地搖搖頭，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對中國不抱什么希望，于是他說：“中國正在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對此我們要有警惕。”他心中的話未敢說出來。

討論在激烈地進行，勃列日涅夫回過頭來望了望正緊皺眉頭的葛羅米柯，葛羅米柯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暗示，他明白領袖的意思是要他發表自己的意見。葛羅米柯冷靜沉著，論據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形勢，他說：

“在歐洲，我們已經和美國較量了許多年，現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大國在美國與蘇聯之間都已作出了選擇，如果蘇聯再在這些國家上下功夫，把它們從親美變成親蘇，恐怕非常困難。”他接著說：“現在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還沒有被人們所重視。這些國家占據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面積和大部分資源、人口，更重要的是它們占據著世界的交通要道，因此，蘇聯應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特別是向中東和非洲發展，一旦蘇聯在這些廣大地區擁有主動權，美國的勢力就必將陷入我們的包圍之中。”葛羅米柯見地獨特的一番話給大家一個震驚，一時間會場沉靜下來，因為，誰也難以對他的話作出什么評論。這時，突然有人鼓起掌來，表示支持他的發言，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毋庸置疑，此時也只有最高領導敢為葛羅米柯的講話下一個結論，而這掌聲就是最好的結論。

也許，正是葛羅米柯的意見，奠定了蘇聯從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地緣戰略思想基礎。

勃列日涅夫對葛羅米柯的發言非常欣賞，認為他的發言很有見地，是經過分析和思考的。為了進一步了解他的觀點，他在會后再一次與葛羅米柯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交談中，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葛羅米柯視為朋友，而不是下級，所以，他們的談話沒有什么顧忌。他們不僅談了如何向第三世界滲透，還談到了亞、非、拉各國的具體情況，葛羅米柯憑著他超人的記憶力和獨有的外交家敏感，以及他多年對各國國情和政策的深刻了解和思索，向勃列日涅夫談了他對世界格局的看法，并分析了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美好前景，勃列日涅夫聽得非常耐心和入神。

提出通過軍事援助向第三世界滲透

當勃列日涅夫談到蘇聯向第三世界擴大勢力的方法時，他毫不掩飾地向葛羅米柯談到他內心的顧慮——有些力不從心。他說：“第三世界國家比較貧窮落后，蘇聯雖然可以從經濟上援助它們，但是蘇聯自己經濟也不景氣，不像美國和歐洲國家那樣財大氣粗，而且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眾多，每個國家即使送一點，加起來也是一個龐大難支的數字。”他又問葛羅米柯道：“葛羅米柯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有何高見？”葛羅米柯說：“經濟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一個國家如同一個人，只有得到利益時，他才能倒向給他利益的一邊。但是，經濟援助并不是唯一的辦法。”

勃列日涅夫非常贊同葛羅米柯的分析，認為政治策略必須是實用的、有效的。他高度贊揚葛羅米柯的談話。他說：“好！葛羅米柯同志，你的分析很切合實際，也特別適合于我們蘇聯。”

葛羅米柯笑著說：“這也不是我的發明，這是我們的敵人——美國教會我的。我在美國期間，發現美國人是最講實際的，他們從不以宗教信仰來分辨朋友還是敵人，只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只要對美國有利的事，他們就干。凡是對美國不利的事情，他們就不干。”

他接著說：“軍事援助是通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最佳途徑，可以事半功倍，一舉多得。首先通過軍事援助，可以加強蘇聯與被援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使它們依靠蘇聯；第二，通過軍事援助，蘇聯可在這些國家的軍隊中培養親蘇的軍人，讓他們為蘇聯服務；第三，一旦將來這些軍人發動政變，這個國家的政權自然就是親蘇的了。”勃列日涅夫聽了葛羅米柯的分析十分欣慰，認為他的看法十分精彩，很有創意。他當場拍板說：“好！下一步我們就從軍事援助入手，向第三世界國家滲透我們的力量。明天，葛羅米柯同志，就由你們外交部和國防部牽頭，組建一個軍事援助機構，立即開展工作。”自那以后，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間進行了廣泛的滲透與發展。在戰略上、經濟上以及軍事上均獲益不淺。

珍寶島沖突，使葛羅米柯外交努力受阻

在對待中蘇關系問題上，葛羅米柯作為有資歷的外交官和元首的重要幕僚，所采取的態度應該說是公正的，他承認蘇聯在珍寶島問題上是理虧的。他還說過去的條約是不平等的。正當中蘇關系十分緊張之時，他對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戰略性建議。他說，一個時期只能有一個敵人，與中國交惡，只能將中國推向美國，對蘇聯不利。

1969年初，中蘇關系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珍寶島有可能成為雙方兵戎相見的導火索。在1964年中蘇邊境談判中，蘇方已承認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可1969年3月，蘇聯聲稱珍寶島屬于蘇聯。3月2日，蘇聯軍隊公然出動武裝部隊占領了珍寶島。中蘇之間的關系惡化至頂點，中蘇邊境發生了武裝沖突。葛羅米柯得知這一消息非常震驚。因為就在前兩天蘇聯的一次內部高級會議上，葛羅米柯針對當時中蘇之間的形勢說：“中蘇是近鄰，與中國一旦發生軍事沖突，結果將是蘇聯受害，兩國間的矛盾還是要立足于談判。”他還說，“當前蘇聯的主要對手是美國，而不是中國。”但是，他的看法沒有占上風。

在3月2日之后的連續幾天里，中蘇雙方的軍事對抗仍在進行，葛羅米柯的外交活動遇到巨大阻力。他通過外交渠道獲知，中國方面對蘇聯出動軍隊反應異常強烈，蘇聯駐華大使館前擠滿了示威群眾。葛羅米柯深深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再也坐不住了。3月8日下午，他請求與勃列日涅夫見面。這時的勃列日涅夫也處在矛盾之中，他也很想聽聽葛羅米柯的意見，但由于當時他正參加世界婦女節集會，兩人未能見面。

3月11日，葛羅米柯被通知去見勃列日涅夫。他們一見面，勃列日涅夫就開門見山地說：“葛羅米柯同志，談談你的想法吧。”葛羅米柯猶豫了片刻說：“現在蘇聯的目標是同美國全面競爭，美國是蘇聯的敵人，而中國不是，雖然中國與蘇聯的關系不斷惡化，但是，蘇聯不可能在一個時期內有兩個主要敵人。”

勃列日涅夫邊聽邊點頭，葛羅米柯也就越講越輕松了，他繼續說：“中蘇之間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矛盾，中國不是蘇聯走向世界的阻力，因為中國現在還沒這個能力，兩國矛盾的起源是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是修正主義者的爭論，關鍵是中國想從蘇聯的控制下獨立出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長期受制于蘇聯的。”顯然，葛羅米柯看問題的眼光比較現實。

事實上，中蘇兩國之間的論戰由來已久，早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就開始了。但這種論戰可說只是表面現象，其實質是，中國共產黨再也不能忍受蘇共的“老子黨”作風了。可以這樣說，在整個斯大林時代，蘇共一向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小卒”，對中國指手畫腳，但是，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不斷強大，中國對蘇聯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法就無法容忍了。

葛羅米柯認為，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情緒主義的錯誤，完全是從保全自己的面子出發，結果卻丟盡了面子。然而，葛羅米柯面對的是蘇聯的頭號人物、性格主觀獨斷的勃列日涅夫。所以他不可將心中的想法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他只能用十分婉轉含蓄的語氣對勃列日涅夫說：“蘇聯在珍寶島問題上與中國發生沖突是不值得的，兩國在沒有沖突之前，還有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兩國人民的感情受到了傷害，問題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而且，在珍寶島問題上，蘇聯是理虧的，中國政府成立后，廢除了所有的歷史條約，當時蘇聯政府是支持和認可了的，現在我們又以1861年的《北京條約》作依據，這是理虧的，這一點使我們在談判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開始時還覺得不以為然，可他越聽越覺得不對勁。聽著聽著，他猛然站了起來，大聲地說：“葛羅米柯同志，你的任務不是分清珍寶島是誰的，而是在外交斗爭中向中國表示，珍寶島是屬于蘇聯的。”

葛羅米柯的主張最終被采納

至此，葛羅米柯只好住了嘴。可以說，葛羅米柯在珍寶島問題上的態度基本是尊重事實的，也是比較公道的。在后來由他主編的《外交辭典》中明確地說：19世紀的中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是不平等的。這就是說中蘇邊境的劃界應以國際慣例為準，珍寶島屬于中國。

葛羅米柯從維護蘇聯國家利益出發，站在戰略高度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他說：“我們這樣做最大的損失并不在于同中國關系惡化，而在于把中國推向美國一邊，使美國的勢力強大起來，現在蘇美關系正處于一個交叉路口，誰得到更多的國際力量支持，誰就會占優勢，我們一旦抓不住這個機會，使美國在外交上占主動，那么，整個20世紀70年代仍是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

葛羅米柯的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同時也擊中了勃列日涅夫的痛處，他又一次站起來，點著了一支雪茄，在屋內走來走去。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葛羅米柯心中又急又怕，急的是勃列日涅夫為何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盡快作理智的回答，怕的是自己的一番話會惹這個“新沙皇”大發脾氣。

勃列日涅夫畢竟還是一個大國的元首，他抽完一支煙，親切地看著葛羅米柯說：“這樣吧，今晚找柯西金同志再開一個會，研究研究如何使這件事向好的方向發展。”聽完這句話后，葛羅米柯心情頓時平靜了許多，他畢竟爭取了時間，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蘇聯領導人后來進行了反復、認真、長時間的爭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3月12日由柯西金向中國大使館提出與中國領導人通電話的要求。次日，中國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復說：“鑒于中蘇目前的關系，以電話會談是不適宜的，如果蘇聯政府有話要說，請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態度非常堅決。3月29日，蘇聯政府又發了一個措詞溫和的照會，說：“……蘇聯主管當局允許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這個島……”這是一個暗示：他們不再爭論蘇聯對該島的主權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