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樊建川的追夢人生
2017-12-27 21:44漢奸/文物/抗戰來自：天下畫廊
前段時間，
一個在火車站等車男人的照片火了！
很難想像
他原來是四川某市長
34歲就當上了宜賓市常務副市長
為何辭職？
當時他曾以副市長身份，
參與了一次夜市擺攤活動，
為的是親身體會市場經濟，
還引起宜賓市一陣轟動。
不體驗不要緊，這一體驗，
樊建川的眼光就更遠了。
即將升任市長之際，
他主動辭職，下海經商。
1993年，他跟朋友湊了筆錢，
合伙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
辭職原因： 市長工資太低
1957年，四川宜賓一個軍人家庭降生一個男孩，取名樊建川。
從小淘氣的他常會和同學打架，父親教育他的方式很特別：男兒活著就為了爭一口氣，但又不能不罰你，就罰你喝酒吧，此后，樊建川執拗的勁扎到了性格里。
高中剛畢業，巧了讓他趕招兵考試報名，他從小被父親耳濡目染，當然也有軍人夢，由于小伙子吹笛子、拉手風琴都不賴，才藝被領導看對眼，順利招入伍。
僅僅在部隊呆了兩年，他就憑實力當上了“學雷鋒的標兵”。
到了1977年，國家終于恢復高考，當時無數年輕人都想重圓大學夢，但是部隊80人報考只給一個名額，可謂百里挑一。
樊建川偏要做勝出的那一個，考完過果然只有他順利考上西安政治學院。從士兵考入軍校做大學生，樊建川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
1987年，樊建川轉業到宜賓地委政策研究室。為了工作，他只用了幾年就跑遍了整個宜賓農村，加上較真、執拗的脾氣，他寫出來的調查報告，在當時簡直就是一股清流，多次被國家級學術刊物刊發。
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個有抱負的年輕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寫的文章引起了當時宜賓市委書記的注意，甚至因為賞識其才干，樊建川成為宜賓市委書記最得力的秘書。
1992年，樊建川就被提拔成宜賓市最年輕的常務副市長，幾個月后，他又被組織通知將被提拔為市長。
仕途平步青云的樊建川并不開心，因為當時他參加完一次夜市擺攤活動后，看到了市場巨大的商機，加上自己從小的收藏愛好，就當市長那點工資，實在太低了，于是想都沒想，他就決定辭職下海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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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他創辦了“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短短十幾年，白手起家的樊建川硬是將企業做成了四川省前10名，個人資產已達到二三十億，這在當時簡直富甲一方。
雖然他短短十幾年就腰纏萬貫，但他面對所有人都說自己問心無愧，他賺的都是安心錢。
事實也證明，他的工程都是良心工程，汶川地震后屹立不倒的房子中，大多數都是他建的，老百姓當時還自發紛紛打出條幅表示感謝他。
有人說，像他這樣成了億萬富翁后，是不是就享受了，奢侈了？沒有，對他而言最大的享受不是豪車豪宅，也不是燈紅酒綠，而是收藏。他的生活離“老板們”紙醉金迷的生活越來越遠。
他從小到大，愛在垃圾堆里扒拉個不停，別人當破爛的東西，他卻當寶貝。
他希望有一天，把自己打拼十多年得來的財富，和幾十年的收藏全部用來建博物館，因為這100年里中國人遺忘的太多，他要為這個民族留下記憶。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他說：今年是我們民族的大事，我想，我必須有所舍棄了，他正式開始建立博物館。身邊朋友聽說后，都極力勸阻。
他當然知道，這樣的投入一定是無法收回的，就連平日的運營成本能平衡，都一定是稀有其例的。而他卻是徹底鐵了心：四川有兩千家房地產開發商，少我一個沒關系，中國十三億人，12.5億都應該過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應該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鐘，去做犧牲，我就想做一個敲鐘人！
于是，他先是賣掉自己的辦公樓、商鋪、還有加油站，把所有屬于自己的錢，全部都投進了要建的博物館里。
可是，建一個諾大的博物館，這不是光有錢就能辦到的事。他四處找地，可別人都以為他是騙子：一位精明的房地產商人，會為了情懷，來做這種傻事呢？
最后，只有大邑縣信了他，找到地之后，他馬上定下目標：9個月建5個博物館。于是，他連續9個月吃睡都在工地上，曬得焦黑，困了就在紙板上躺兩三個小時。
9個月后的2005年8月15日，中共抗戰的“中流砥柱館”，國黨抗戰的“正面戰場館”，美國援華的“飛虎奇兵館”， “不屈戰俘館”“侵華日軍罪行館”，五大主題館經6部委嚴格審查：全部合格，正式對外開館。
館內陳列著他幾十年來，上山下海，冒著風雪撿到的各式收藏品，數量和價值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手寫資料30噸，書信40萬封，日記兩萬本，像章百萬枚，總共800余萬件藏品，經鑒定的國家一級文物就有15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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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為止，這里已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聚落，總共30個分館，占地總面積500畝，超過近1000萬件藏品，是目前國內民間資金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民間博物館。
那段塵封而沉重的歷史，就這樣被他徹底的激活。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館，令所有前往參觀的人們，無一不震撼、動容、然后流著淚離開……
壯士群塑廣場，約3000平米的中國地圖上，200多位抗戰名將和著名烈士的鐵像，站在他們戰斗或犧牲過的地方，令人肅然起敬。
而老兵手印廣場更是觸動人心，曾經摳扳機的手、扔手榴彈的手、揮舞大刀的手，都在這里留下了珍貴的手印，每一個鮮紅的手印，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為取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國，甚至還多次跑入了太平間。
他說：一個民族不能忘記她的捍衛者，在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們應留下他們的印記，以為永世的紀念。
樊建川帶著一批文物趕飛機，卻在機場被安檢部門攔下，由此牽出一段感動每個人的故事…
為幫助中國抗擊日寇，曾有4000多名美國軍人，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
為盡可能還原那段歷史，他爬雪山過草地，四處收羅美軍在中國的痕跡，找到不少當年的資料、航圖、儀表等各類物資裝備。正是因為他的堅持不懈，國內這個目前唯一專門紀念抗戰時期美軍、特別是美國空軍對外援助的博物館，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國老兵。
垂垂老矣的原美軍飛行員格魯伯也坐著輪椅來了，他一看到墻壁上的照片，馬上就哭起來了：“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專門紀念美國志愿航空隊的紀念館。”
他拉著樊建川的手顫抖地說：“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國。我為人類和平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在中國參加了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之后，他將60多年前用的飛行服、獎章、證書、幀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20多件視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贈。
2008年，樊建川被美國布萊恩特大學授予企業管理博士的稱號，表彰他所創建的援華美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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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觸動中國人心弦的，無疑是抗戰博物館。
為了收藏日軍的侵華物證，他前后歷時20年，多次奔赴日本購買日軍侵華時期的畫報、雜志、書籍、日軍曾使用過的明信片、作戰地圖、鋼盔、軍服、望遠鏡等等，最終，他找到了大量關于，日本侵華的珍貴歷史實物和史料。
這個抗戰博物展館里，按時間跨度分為了15個展覽單元，按照類別又分為“大屠殺”、“三光罪行”、“細菌實驗”、“慰安婦”等12個展覽專題，總共展出了6000余件，1931年到1945年間的侵華日軍罪行實物。
銹跡斑斑的鋼盔、槍支、手榴彈、發黃的報刊、文件、各類證書等，都記錄著那個年代的殘酷與血腥，同時，也記錄著中華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華老兵鹽谷保芳，每年都要來到博物館捐贈侵華文物，在壯士廣場，他還手繪草圖，懇請樊建川給他塑造跪像，以示永遠謝罪。
他建造這個博物館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實、否認侵華歷史的日本人，都能來看一看，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說：事實勝于一切，這里的文物勝于一切，侵華日軍的罪行樁柱件件，罄竹難書！
他正準備揭幕第一個漢奸博物館，建筑已經建成，文物已經備妥，但一直沒有展出。因為漢奸的后代，總是動用各種力量來阻撓。
即便如此，他并未停下揭開歷史真相的腳步，他說：現在有房奴、車奴，我稱自己是‘館奴’，如果老天爺還讓我多活幾十年的話，我會一直做下去，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個說真話的博物館。
為建博物館他砸了十多個億，為了養活博物館，他重拾老本行去講課，他還堅持寫書、賣唱錄CD。當初的億萬富翁，生活是過得是越來越簡樸了，從大城市搬到了小鎮，大房子變成了小房子，每天穿幾十塊的衣服，上街吃幾塊錢的豆花血旺。
這個窮極他一生財力，物力與精力建成的博物館，他說：要在百年之后全數捐給國家，他從來沒把博物館，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他說：我是社會財富的暫時看護者，我只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搜集來的，但它們更屬于這個國家。
不僅如此，他還在遺囑中寫：我死后，皮囊交給我曾工作過八年的第三軍醫大學。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隨便取，隨便用；骨骼做成標本，亭亭玉立，用于教學，皮剝下來，繃一面軍鼓放在博物館里。
如今，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館細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親自來過，否則很難想象，這個距離成都數十公里之外的小鎮居然有如此之眾的收藏。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館來說，第一支到映秀的沖鋒舟、溫家寶站在廢墟上講話的話筒、“敢死隊”出發前喝壯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
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豬堅強”也被他找來，圈養在門前的空地上，有專人喂養和打掃豬圈，游客少的時候還要放它出來散步遛彎兒。
樊建川說，“我的博物館不按套路布展，觀眾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每個博物館都代表我在說話，都表明了我的歷史態度。”
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是強調博物館的本質。“我覺得現在一些博物館“做偏了”，大量聲光電效果的介入，甚至還有VR、AR，把博物館做成了游戲廳、演藝場。我不是說不能用這些現代化的呈現手段，而是說它們不應該喧賓奪主，畢竟別人來博物館不是來看場景和多媒體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讓文物說話上，這是我們的原則。”
私人建立規模宏大的博物館，這是一件空前絕后的事，行動者必須具備：足夠的金錢，夠理想主義，夠無私無畏，孤軍奮勇，舍私利成大義。
對話丨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館長，在您看來，“民營博物館”和“國有博物館”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們主要的資金支持來源于國家，而我們首先要養活自己，考慮更多的是市場化，必須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結合來“做生意”；第二，我們做的是對歷史的拾遺補缺，這部分是政府還顧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會有了解這些歷史和文化的需求，我們就來做；第三，對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著眼點不一樣。同樣是講戰爭，國有博物館可能從戰略戰術、敵我形勢、國際環境來講，而我們則講人情、講形象，更關心戰爭中那些具體的個體。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傳統意義上具有收藏價值的珍貴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個暖水壺、一張報紙、甚至地震廢墟里的一件婚紗……您挑選藏品的標準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據展陳內容在當中慢慢挑。有三個標準：一是對記載歷史有意義的；二是特別容易被人遺忘的；三是標志性的、能夠反映社會變遷的，甚至是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
四川綿竹有一個年畫村，那里的年畫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老百姓們在自家屋子的墻上畫了很多年畫。“5•12”地震時，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廢墟馬上就要清理，推土機一推就沒了，我們就去撿了很多畫著年畫的墻體碎片回來。在別人看來這是廢墟，可在我看來，這些東西的情感是非常飽滿的，是有溫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說，“中國十三億人，十二點五億都應該過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應該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鐘，去做犧牲，我就想做一個敲鐘人。”“敲響警鐘”和“犧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對博物館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財富、傳承文化”。但是，博物館不應該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東西，還應該收藏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博物館就是收藏民族記憶，這些記憶就是“警鐘”。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個“漢奸館”，困難很大，可我還是想做。為什么呢？因為一個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事情說出來，當以后萬一再有入侵者時，才不會有那些無恥的人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去與侵略者合作。中國人應該更加團結，這是一個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戰俘館。 雷冊淵 攝
川軍抗戰館。 雷冊淵 攝
解放周末：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公益事業，投入大，效益卻并不樂觀。而有報道稱，建川博物館已經實現了每年近2000萬元的盈余，是如何實現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館沒打算賺錢。建川博物館投資了30億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萬元，也不算賺錢，30億如果存銀行，每年都不止這點利息了。現在我們就是能把自己的隊伍養活，還有一點結余，也都拿來買藏品了。
博物館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沒有實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門票賺錢，60塊錢一張門票，20多個館，平均一個館就收兩三塊錢，水電費都不夠，怎么辦？除了博物館，我們還有紀念品、酒店、餐廳在支持，還提供會議、咨詢、培訓、策劃、道具出租等服務，現在還做成了博物館提供商，把博物館當成一個產業來做。
解放周末：社會上對您也存在著一些質疑的聲音。您怎么看待這些非議和質疑？
樊建川：有非議有質疑是很正常的。我剛開始搞建川博物館的時候，沒有人相信我會用這么大的一片土地來做博物館，都說我是打著幌子買地做房地產，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館。到今天，十多年過去了，怎么樣嘛？你們來看看嘛！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后記：
其實，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了，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故事就會被人翻出，在各個公號和社交媒體上“炒”一陣。而面對媒體，樊建川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
當兵時，他因為學雷鋒和搞宣傳表現突出，被評為全師標兵；在第三軍醫大教書時，他曾經是宣傳隊的負責人；從政后，官至宜賓常務副市長，他更加深諳與媒體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傳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現巧借媒體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間隙保持著每天數十條的發布量，擁有近150萬的粉絲。他點開手機給記者看：“我的微博現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漲1000多個粉絲。平均每條閱讀量在30萬左右，多的有上千萬。”
為了籌集建館資金，他曾到企業“拉贊助”。在沒有其他企業贊助的情況下，他告訴某企業領導，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出價，向對方無形施壓，最終獲得了一個較高的價錢。
他有著軍人的執守，也有著商人的圓滑。他清楚光有一腔熱血不夠，要生存必須在商言商，正式開館的當天晚上就開大會專門給員工講營銷。
正是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讓樊建川最終成為了他自稱的“館奴”。而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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