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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左權“盲宣隊”美女主持隱身太行山十年
2012年05月18日09:20 來源：《山西晚報》

“盲宣隊”在演出

靠一曲高歌換取一碗熱飯
浙江電視臺一個以人名命名的欄目《亞妮專訪》，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然而，2002年的一次采訪，卻讓亞妮一頭鉆進太行山左權縣，拍起了“盲宣隊”紀錄電影。這一拍，就是10年。
2012年5月9日，北京西四環邊上的一家影視工作室，亞妮正忙著收集自己導演的一部新電影的聲音。這天上午她一刻沒停，看樣子中午也不打算停，她說“自己早已習慣中午不吃飯”。
一杯水，一把椅子，她需要的很簡單。屋子里的光線不亮，她的身影在锃亮的窗臺前，安靜得像一臺三腳架上的相機。
曾經笑靨如花的名主持，嘴角會不經意間露出一絲苦笑。那依舊招牌的棒球帽，無法遮飾她逝去的青春。只有談起“盲宣隊”，她才會猛然抬頭，眼睛突然發亮，讓對面的人感覺無從遁形。
沖動的“懲罰”
亞妮和山西的緣分很深。年少的時候，為演電影，她到山西體驗生活。后來當主持人，光《亞妮專訪》，山西的節目就做了七期。但她沒想到，2002年的一次采訪，讓她此后的生活與太行山緊緊相連。
2002年，亞妮采訪“羊倌歌王”石占明，做了一期《亞妮專訪》。隨后，又來到石占明老家左權縣做追蹤采訪。在采訪中，她偶然發現，在村里的祠堂前，一群盲人正圍坐在鋪蓋卷上，用簡單樂器吹打著向天而歌。雖然聽不懂唱詞，但那些山野民歌自由暢快的腔調和盲人歌手的無拘無束，讓她產生了好奇。一打聽，這支盲人歌隊已有70年歷史，經歷也很傳奇。抗戰時，還曾做過抗日情報工作，所以在當地被稱為“盲人宣傳隊”。
“盲宣隊”來去自由，穿梭在大山之中，為了生計，他們一年到頭如流浪者一樣行蹤縹緲，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靠一曲高歌換取一碗熱飯，一檐避雨之地。
亞妮向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主任田青請教，得知這支盲人歌隊保全的是中國西部民歌———左權民歌最原生態的狀態和曲牌曲目，是民族民俗藝術的重要遺產。亞妮興奮了，幾乎沒有猶豫，便跟上這支隊伍，拍攝了一集30分鐘的紀錄片《向天而歌》。拍片過程中，“盲宣隊”老少、當地老鄉，給她講了很多故事，件件驚心動魄。而那些故事，電視是表達不了的，學導演出身的亞妮，心里一下燃起了一團火，要拍一部“盲宣隊”的紀錄電影。
《向天而歌》播出后，獲得了廣電總局的“星光獎”，亞妮本人也獲得了浙江“五個一人才獎”，兩項獎金加起來36萬元。但名利遠遠比不上心中那團火給她的熱量高，她毫不猶豫，決定用這筆獎金，拍這部“盲宣隊”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電影。
從大學一畢業就扎進電視臺的亞妮自嘲說，自己是體制內長大的，當時根本不知道拍電影要花多少錢，也不知道怎么弄。她按照拍一集《亞妮專訪》紀錄片30分鐘時長、2萬元經費粗略算了一下，認為36萬獎金加上自己從母親那里借來的10萬元肯定夠了。
但朋友幫她找來的香港攝制組，一報價過來，亞妮當時就傻了———光幕后人員、機器移過來的費用，就將近200萬！時間已經到了2003年的冬天，左權每年春節前后要鬧紅火，亞妮不想放棄這個機會。他和香港攝制組商議，暫不簽合同，先到現場磨合，拍點素材。結果就那十五六天的時間，不但36萬元的獎金和10萬元的借款花完了，亞妮的積蓄也快花完了。之后，她仿佛進入了一個只能向前奔馳的軌道，賣掉了房子、向朋友借了無數的款，一筆一筆投入到這部電影中來。10年時間，800萬投入，“我的生活軌跡改變了。”“沒眼人”的當家人
這部“沒眼人”的電影，是亞妮的處女作。但這部處女作，卻始終處于未完成的狀態。談起為何未完成，亞妮很坦率，“沒錢了”。如今她正在執導一部體育電影《阿米！走步！》，這是一部由青海省體育局和甘肅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共同投拍的電影。在亞妮看來，自己是個打工的，她甚至當著制片人的面，毫不諱言，“我就是用這部影片的稿費來還‘盲人電影’的欠賬。這部片能賺一點，我那邊就能更進一步。”在亞妮眼中，關于“盲宣隊”的記錄電影才是她真正的代表作。
但在投資人眼中，她就是個“傻蛋”。
《阿米！走步！》的投資人、制片人金鑫記得非常清楚，他好心建議亞妮“將盲人的紀錄片剪一剪，賣給電視臺先賺點”，結果他說一回，亞妮吼他一回，吵了幾次，最后不敢再提。金鑫也明白，就是因為看了這個“沒眼人”的素材才選的亞妮當自己投資電影的導演，他看重的是這種激情和堅守。
在“盲宣隊”隊員看來，亞妮就是他們的當家人。十年時間，他們已經處得像親人一樣。亞妮到了左權縣，招待所的范師傅、旅店門口小賣部的大媽都會說，“亞妮回來了”，好像媳婦回了娘家。
“沒眼人”的做法，有時候也讓亞妮難過。她發現，“盲宣隊”的一位老人，愛抽煙，每次演出完都要抽，但很奇怪總不會有煙灰落在地上。仔細觀察她才發現，這位老人總是把煙灰彈在自己手中，最后塞到自己嘴里全部吃掉。“盲宣隊”的所有隊員，隨身的鋪蓋卷上都帶著一個尿壺，從來不隨地大小便，從來不隨便亂扔東西，為的就是那一點點卑微的尊嚴感。
這些“沒眼人”的世界，讓亞妮心亮了許多。在山區里，這些人生活是貧苦的，但精神并不窮困。他們計較，可能為了幾塊錢也能大打出手，但他們笑起來總像嬰兒一樣。許多盲人追求的最大目標，就是攢錢娶一個女人。但由于現實情況，往往是竹籃打水，人財兩空。一天，盲宣隊的一個隊員悄悄告訴亞妮，他相上一個對象，但人家要2萬塊錢彩禮，他掏不出來。
亞妮想了想，出了個主意，自己既然是電視臺的導演，可以義務給縣里排一臺春節晚會。晚會當天，亞妮專程把自己的明星朋友從外地請來，自己親自上臺演小品，“盲宣隊”隊員在后面伴奏。晚會結束時，亞妮在臺上現場募捐，最終募到了這兩萬塊。
亞妮覺得自己的任務完成了，可不久又接到了盲人兄弟的電話，說錢沒發下來，“是不是被上面貪污了，不給我們了”。亞妮風風火火回到了縣里，帶著“盲宣隊”去縣里要“說法”
到了縣里才知道，縣文化局正在籌錢為“盲宣隊”修建一個固定場所“團部”，讓“盲宣隊”有個落腳地方，以后不再流浪。那兩萬塊錢，正是用到了這里。
10年來，“盲宣隊”的12個“沒眼人”隊員，有的人去世，亞妮給張羅葬禮；有的人媳婦跑了，她趕回村里去找村長商量；有的人想不通了，她陪著一起哭，一起笑；有的人結婚，亞妮是證婚人。有時，她這個證婚人還得摁下自己的手印———女方問“你養不活我怎么辦”時，隊員總會牛氣地說，“我養不活你，亞妮姐負責”。十年之間
亞妮沒想到拍電影這么難，現在的電影都是在落實好誰投資，再來找本子、找演員。而亞妮卻是因為一個燃燒的念頭，就把自己當柴火扔進了灶臺。
資金困難，協調困難。拍了一半，攝制組的一半人突然提出要漲薪，不漲的話就帶著拍好的一部分帶子走人。沒辦法，她折騰出200萬。在村子里拍攝外景需要一個草料房，說好了800塊，攝影機開機，演員到位，房主來了說拍攝用了燈光，壞了風水，要漲到6000塊。亞妮在“沒眼人”那里亮起來的那一盞燈，被現實吹得搖搖欲滅。
她曾經想過放棄，但每次總是想想而已。
在剪輯室里，盲藝人陳限慶“肉三”昂著頭打著鼓的特寫鏡頭讓她淚流滿面。2009年9月，他死了。作為孤兒，他的葬禮卻意外成為村里最“排場”的，眾多村民默默來家幫忙，田青等名人也來送行，這一幕讓亞妮終生難忘。
“沒眼人”唱的左權方言小曲，大多是“新曲”。在一個偏僻的村子里，亞妮偶然聽到了老藝人玉文唱起了“老曲”。這些“老曲”大多是“酸曲”，主要是描寫男歡女愛，那樣生動真摯，那樣感人至深。整整一夜，全村人聽得樂此不疲。天快亮時，玉文說：“好好拍吧，我死了，就再沒人會了。”
為了將“盲宣隊”的電影拍完上映，她曾在主管此項目的官員辦公室等了一下午，等到的卻是聲聲質疑，“那么多好的新農村題材不拍，你拍這是要作甚呢？”看到電影一直沒上映，“盲宣隊”的隊員也對她有了誤會：“亞妮，你是不是要拍俺們去賺錢呢？記得給俺們分錢啊。”她無從解釋，只希望電影上映的那天，這些兄弟能到場去“看一看”，盡管她知道，“肉三已經不在了，玉文也走不動了”。
十年間，她使盲宣隊從“討飯”藝人變成了三進北京搞專場音樂會的藝術家，成了參加“湖南電視臺春晚”的嘉賓。如今，“盲宣隊”已不再流浪，他們有了自己的“團部”，像一個藝術團體一樣排演節目。
而這十年間，亞妮一點一點拍攝的500多個小時的素材、制作的盲人電影，卻因為“彈盡糧絕”在去年底不得不暫時停止制作。“后期制作一開機就要錢，機房一天就是1000元。”但她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對“盲宣隊”的記錄，她說，秋天的時候還要去左權，因為“盲宣隊”又來了一個新人。
本報記者劉斌
讓更多人看到民族的善良和光明
和“盲宣隊”在一起，亞妮覺得很快樂
要拍屬于自己的電影
山西晚報：這部電影和你執導的其他電影有什么不同，為什么當時不采取由政府主導投資或者純商業運作？
亞妮：這是我的處女作，是我最深愛的作品。這部片子讓我從一個電視主持人變成了一個電影人。好玩的是，處女作10年了還沒弄完，其他兩部電影卻都拍完了。這感覺不一樣，其他片子我是打工的。拍這個片子，當時沒多想，更沒想賺錢，就想著把這么好的文化遺產留下來。當時的政府，也沒覺得“盲宣隊”是個特光彩的事。“盲宣隊”成了文化名片，是后來電視節目播出獲獎之后的事，當時還是一個民間狀態。
山西晚報：現在想想當時投拍的沖動是不是有點傻。當時投拍這個電影是不是和不做《亞妮專訪》有關，要爭口氣或者開辟新通道？
亞妮：我在大學學的是電影，心里一直有個愿望，就是要拍屬于自己的電影。當然，我沒想過會導電影。但這個東西你上了車就提速了，我不會再回到主持人那個狀態了。
那幾年我們主持人很掙錢的，我記得去溫州過了個年，10來天掙30多萬。21世紀初，你想30多萬是什么概念。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原來的助手也常能接到當地企業打來的電話，想讓我回去主持個晚會或者剪彩什么的，一場就是幾萬塊，一個星期怎么也有兩三場。但拍開“沒眼人”，這些都根本裝不進腦子，在村里一呆就是幾個月，一睜眼就是那些說不完的故事。那個狀態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他們的世界已經記錄下來
山西晚報：這么多年來，這個故事你講給了多少人聽，電影圈的人對這個故事是欣喜若狂還嗤之以鼻的？
亞妮：幾乎任何場合，飯局、開會、路上我都講給別人聽過。你聽過了，你覺得故事怎么樣？我的心里其實很平靜，我要做的是，能把這個電影發出去就可以了。后期能完成，我的心愿就完成了，這800萬（投入）能不能收回來，不是我的重點。
最艱難的時候，我想過妥協，說瞎弄一下發了算了。我的作曲蘇聰（著名音樂家，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末代皇帝》的作曲）說，如果你要改，我就不允許你用我的曲子。要知道，蘇聰當時的作曲費市場價250萬歐元，而我完全沒這個能力。蘇聰看過我4個小時工作版之后，沒要一分錢，沒說二話，答應了作曲。
賈樟柯擔任片子的藝術總監，同樣是被片子的內容打動。我希望大家能看到這部關于“沒眼人”的電影，看到那些我們民族深處的善良和光明。
山西晚報：現在“盲宣隊”演出多了，世面也見多了，和你最早認識或者電影里想表現的“盲宣隊”有不同嗎？他們物質條件改善之后，人性變了嗎？那片土地和故事對你還有吸引力嗎？
亞妮：有了“團部”，“盲宣隊”現在不走街串巷，也不再流浪了，生活條件好了。他們一方面有錢了，另一方面也老了。我這幾年回去發現，他們整個精神狀態也變了。開始唱一些新歌，甚至是緊跟形勢的《新農村就是好》之類的宣教歌曲，原生狀態沒了，有生命力的歌也不再唱了。
當文明遭遇原生態的時候，文明就變得不再高尚。但這跟“盲宣隊”隊員的本質沒有關系，只是他們面對社會，融入了社會。
原來他們整個的生活就是能夠唱，能夠唱才有人聽，有人聽意味著有飯吃、有覺睡。你看看“肉三”，笑起來就像嬰兒，沒有半點雜質。即使是他們有點小心思、鬧點小別扭，那也是真的。
曾經那個“盲宣隊”隊員的世界，現在已經消失了。好在這個世界已經記錄下來，這是我非常欣慰的。“眼盲了，心就亮了”
山西晚報：電影拍了十年還沒有上映，如果將來公映，時間越往后推，就越可能有更多演員去世看不到自己的電影，你的壓力來源于此嗎？
亞妮：他們是一個整體，屬于一個時代。從生活層面來講，我情愿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了，“盲宣隊”沒有了，我也愿意他們過成現在這樣。他們是我的兄弟，他們過得好是我最大的心愿。盡管從我的職業角度來說覺得很可惜，但生命的快樂高于我的藝術追求。
山西晚報：“盲宣隊”從無到有70年，一直是民間生態，自生自滅。現在他們有了名分，有了關注度，也有了自己的電影，那么他們的明天你認為會怎樣？這種記錄是一種消逝前的紀念嗎?
亞妮：從原生態來講是個絕唱，但從某種形式上來講會延續下去，他們會成為演員，有固定演出場合和收入，成為一個有特點的演出隊伍。生活才是主要的，不是嗎？
山西晚報：10年，值得嗎？
亞妮：我曾經問過他們，“過得這么苦，為什么你們還能這么高興？”有一個“沒眼人”告訴我：“眼盲了，心就亮了。”沒眼人的話讓我終于想明白自己堅持的原因：雖然這個族群是底層的，但生活的基調是陽光的，他們的快樂是我們很多人已經丟掉的最原始的快樂。當我年老回想這輩子的時候，是抱著一堆錢，一摞證書，還是在椅子上守望這種快樂，我想后者是值得的。
本報記者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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